對此，朱棣簡直哭笑不得。事前朱棣勸景秀別以《應當恢複丞相製度》為題，免得因為政治原因而落選，卻沒想到換了個題目後景秀仍然要遭受此劫。
解縉這個人自然稱得上是一代才子，做學問那是沒得說，但說到人品，解縉卻是有缺陷的——至少，投靠朱棣之後，解縉已經稱不上正人君子了。
應當說，解縉剛剛步入政壇時還是一名充滿正義感的青年。當時正是政治形勢錯綜複雜之時，胡維庸已經案發，法司各級官員不斷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為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見了蹤影，真可謂腥風血雨，變化莫測。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遙派，遇事睜隻眼閉隻眼，隻求能活到退休。但解縉此時卻表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敢：他勇敢的向朱元璋本人上書，針砭時弊，斥責不必要的殺戮，並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十策》，在此文中，他詳細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為朱元璋勾畫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圖畫，並對目前的一些政治製度提出了意見和批評。
做同樣的事在不同的時代所需要的勇氣是不一樣的。朱棣在穿越之前敢於在上網大罵五四運動，但如果真的身處那個瘋狂的年代，朱棣知道自己絕對不敢吐露任何不滿。
解縉當時的那種勇氣，大約不遜於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指責偉大的領袖。畢竟，後者所造成的惡劣後果頂多隻是本人喪命外加連累至親，但前者卻可能導致九族遭受株連。不過解縉的運氣不錯，朱元璋居然不僅沒有找他麻煩，反而稱讚解縉有安邦濟世之奇才，治國平天下之大略。
兩年後，屠刀指向了李善長。解縉又代好友郎中王國用上書為李善長申辯。這一次朱元璋很惱火，但仍然沒有對解縉怎麼樣。之後，解縉又屢次上疏，針泛弊政，彈勸奸餒小人。終於有一次，解縉代禦史夏長流疏《論袁泰奸黠狀》。雖然此疏使袁泰受到了處罰，但卻使朱元璋認為解縉還缺乏涵養，必須修身養性，閉門思過，否則會成為眾臣攻擊的對象。因此，朱元璋召解縉之父進京，對他直說:“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就這樣，解縉遭受了官場上的第一次沉重打擊。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病逝，解縉進京吊喪。之前因解縉上疏而遭受處罰的袁泰對建文皇帝進誨言道：“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建文帝聽信誨言，貶解縉為河州（今甘肅蘭州附近）衛吏。
說起來解縉的人際關係倒也不錯，以前解縉代朋友上書，如今便輪到朋友幫他說話了。當時的禮部侍郎董倫為惠帝所信任，在惠帝麵前為解縉說了不少好話，這樣，解縉終於在建文四年被召回京師複職，任翰林待詔。必須強調一下，待詔隻是從九品的小官。
從解縉的經曆來分析他的心理變遷曆程：解縉十八歲中解元，十九歲會試第七，可謂是春風得意。年青人總是熱血激昂的，所以他敢於在株連之風最盛時向朱元璋進言“治罪不株連妻子，捶楚不加於屬官”。之後，解縉經常上書針泛弊政，彈勸奸餒小人，有時候以自己的名義，有時候則代朋友上書。解縉的這些行為，最終導致自己被迫回家。
在家鬱悶了七年，朱元璋死了。解縉趁著這個機會進京，依靠以前的關係網向高官和皇帝上書，要求獲得官職。大概因為破壞比建設更容易吧，總之，朋友還沒給他謀得一官半職，解縉的敵人卻搶先動手向建文皇帝進了讒言（嚴格來說也不算讒言，因為解縉母喪未葬是事實），結果解縉被貶為衛吏——對於一名進士而言，被貶為吏員真是再慘不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