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魏源等是近代中國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驅。麵對鴉片戰爭所導致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著書介紹域外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曆史地理、工業商貿乃至風土人情，前所未有地將外部世界的情形呈現在國人麵前。編撰《海國圖誌》的魏源鮮明地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給傳統的“華夷之辯”注入了新的視角和內容，為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先進科技提供了理論依據。
盡管頑固保守勢力從官方到民間一直非常強大，但繼林則徐、魏源開風氣之先後，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仍以其敏銳的眼光，密切關注著世界正在或已經發生的一切。洋務運動時期，以郭嵩燾、容閎等為代表的思想家以其在國外的親身感受，確認西方的強盛不惟在器物，更在於發達的政教，民氣既伸，兼之教育振興，故能產業興旺，人才輩出，民族國家也便有了日進無疆、繼長繼高的活力。他們的見識，是對洋務派“中體西用”框架的突破，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郭嵩燾作為中國首位駐英、法公使，主動卸脫漢官威儀，廣泛考察西方的工廠、博物館和議會，其行為和思想與國內頑固保守勢力格格不入，以至回國時遭萬人唾罵。其所受到的不公和誤解，最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以來先進中國人的遭遇。他儼然一位孤獨的前行者，身上布滿了冷箭和創傷。麵對老大帝國的沉腐和僵化，年邁的郭嵩燾惟有徒喚奈何。
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又出現以梁啟超、孫中山等為代表的“睜眼看世界”的一批人物。梁啟超在維新運動失敗後流亡日本，主辦《新民叢報》，以“鼓民力、開民智、興民德”為號召，廣泛宣傳和探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學術文化和政治理念，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獨步一時。他首次向國民厘清了國家與朝廷的關係，以及西方政黨政治的運作方式和製度優勢，並提出“新民”主張，認為有新民才會有新國家。其思想的超前性和衝擊力，直接影響到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提出“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和“五權憲法”等獨創觀點，並將理論付之於實踐，為建立一個自由、繁榮和平等的共和國付出了畢生心血。他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則亡”，成為激勵後來者不懈奮鬥的精神動力。
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魯迅、陳獨秀等先進的中國人揭櫫“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將近代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民主與專製相對，科學與愚昧不容，而專製和愚昧正是阻礙近代中國前行的兩大根源。隻有用民主取代專製，用科學掃除愚昧，中華民族才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複興之路。胡適先生說，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社會的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隻有向前才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作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旗手，胡適先生在治學的同時，努力投身社會政治領域的變革，將伸張人權、推進民主視為中國現代化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