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文學情結似乎比其他任何一個政治家都要強烈。從內心深處，斯大林是非常喜歡文學也非常熱愛那些文學大師的。舉一個例子，譬如說像台菲這樣一位堅決反對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當時俄國文壇的影響超過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讀。她以幽默、諷刺的筆法，揭露俄羅斯人的“國民劣根性”，由於她反對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後去了巴黎。在人們都已淡忘她時，斯大林卻作了一異乎尋常的決定，1946年，西蒙諾夫、愛倫堡以蘇聯作家身份訪問巴黎時，斯大林交給他倆一個任務，邀請在巴黎的台菲與布寧（亦譯為蒲寧，193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是第一位俄語得主、也是惟一自我放逐的蘇俄得主，因為獲獎時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惟一無國籍得主）回國。這個任務以二位作家的拒絕而告失敗，雖然此事未遂，卻足能說明斯大林對作家們的認真。
斯大林與文學有著深厚的淵源，對社會科學也有著非常強烈的迷戀。
應該說，斯大林首先是一個詩人，刊於《譯文》2002年第2期的《斯大林詩五首》是能讓這樣的結論成立的。
斯大林的詩歌創作生涯總共持續了四年（1893年至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無從查找。但斯大林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有這樣一個事實，很能說明問題：格魯吉亞經典作家恰夫恰瓦澤曾將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學生必讀書目，這對一個初登詩壇的青年詩人來說簡直不可思議，在當時的格魯吉亞也是絕無僅有的。斯大林的創作才華無庸置疑，斯大林詩歌的俄譯者、詩人柯秋科夫說青年斯大林的詩歌天賦可與蘭波相伯仲。還有一則傳聞：1949年斯大林七十歲生日前夕，貝利亞背著斯大林，授意有關部門秘密組織翻譯出版斯大林的詩，作為給“偉大領袖”的生日獻禮，於是全國一些最優秀的詩歌翻譯家被召集到一起，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開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隱去，因此，沒人能料想到這是斯大林的作品。關於原作的水準，參加翻譯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評價是：“有資格角逐斯大林獎一等獎。”正當這項秘密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時，突然上麵下來一道嚴令：立刻停止翻譯。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麼多政治人物中，鮮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學獎，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學是何等的高貴。柯秋科夫這樣解釋：“十九世紀末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得到迅猛發展。八十和九十年代從本質上說是反詩歌的時代，人們忘記了永恒價值，鄙視詩歌，急功近利，金錢至上。這一點，有個事實可資證明：費特自費出版的詩歌傑作《夜晚的燈火》根本賣不掉。關於詩歌，當時的精神主宰托爾斯泰就說過這樣一句話：‘寫詩無異於扶著犁鏵跳舞。’聰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識到，從事詩歌創作能給人帶來的不光是榮耀，還有恥辱，這一點他很早就有了切身體會——他不願與此妥協，他要告別詩歌，要去同世界性的恥辱作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不言自明。”
但這隻是柯秋科夫的解釋或揣測，情形是否如此，實難料定。
在由蘇共中央馬恩列研究所出版，據說也是由斯大林本人親自撰寫和審定的標準本斯大林傳記中，對傳主的詩歌創作經曆隻字未提，有人說這表明他企圖從記憶中抹掉這一段創作詩歌的經曆。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文學始終是斯大林心頭的疼痛。
作為文學家與哲學家的巴赫金與斯大林扭結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開始確立自己的領導地位，逐漸加強對社會的中央集權和統治，這種集權思潮波及到論述宗教、社會主義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參與A．A．梅耶組織的“複活小組”受到牽連，於1928年12月24日被捕，後於1936年刑滿釋放。這件事似乎與斯大林並無什麼關係，但是，巴赫金在五十年代《斯大林語言論》問世之後，曾被要求在公眾場合發表他對《斯大林語言論》的看法，而五十年代，是巴赫金話語類型論得到充分展開的時代。眾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統治蘇維埃語言學達二十年之久（1930年至1950年）的“馬爾學派”神話，因《真理報》刊登的斯大林論文《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而破滅。這之前，任職於摩爾多瓦師範大學的巴赫金因公務需要，被要求提交關於論述《在I．V．斯大林論述的作為交際手段的語言這一學說基礎上的對話性話語的問題》的報告，五十年代初，巴赫金餘興未了，又撰寫了《言語體裁問題》。《言語體裁問題》的正文和相關的筆記存稿中，有巴赫金對斯大林論文中的有關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時還選取了論述斯大林論文的其他論文中的間接引用部分。有了這樣的前提，巴赫金的這本書才得以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