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憑媒體留下的“第一印象”，對經常患感冒的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一點也不“感冒”。他長得“人高馬大”，麵目近乎“凶相畢露”，與“中國特色”的和藹可親的領袖形象相差甚遠；他專橫跋扈，盛氣淩人，在執政期間多次威脅解散與他作對的國家杜馬，走馬燈似地更換與他合作不好的政府總理，經濟長期陷入困境，政治不斷出現危機；他晚年身患疾病，像一頭老態龍鍾的“北極熊”，可他仍然占著“茅坑”不下台，引起國內外輿論一片噓聲。
然而，當我讀了葉利欽的《午夜日記》，卻對他刮目相看了。葉利欽的是非功過，雖然現在尚不能“蓋棺論定”，但我認為縱然他有許多不可原諒的錯誤，無論有人把他貶損為“暴君”或“沙皇”，而他在關鍵時刻激流勇退辭去總統職務，卻是可以載入史冊的英明之舉；而且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在辭職以後還能清醒自覺地認識到“現在我是誰？”更加顯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和大度。
如果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總統辭職乃“家常便飯”，不足為奇。雖然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也“全盤西化”了，但曆史上形成的國家領導人職務終身製，卻有如千年冰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化”了的。正如葉利欽在《午夜日記》中所說：“在俄羅斯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國家領導人從未主動交出過權力。要麼就是自然死亡，要麼就是陰謀或者革命。”盡管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曆史上第一個辭去總書記和總統的人，但他是在蘇聯麵臨土崩瓦解的特殊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可與後來的葉利欽同日而語。雖然在葉利欽辭去總統之時，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仍然不容樂觀，但還不至於糟糕得讓他幹不下去；國內反對黨派對他的批評也比較強烈，但還不會發展到“逼宮”的地步。而且如果他想繼續在克裏姆林宮呆下去，以他的權力和威信，是完全可以“穩坐釣魚船”的。甚至如果他“既想當總統又想立牌坊”，也可以暗示身邊的心腹去“動員”各地官員，以人民的名義給他寫“勸進信”，明確而強烈地展示“人民需要葉利欽同誌”、“葉利欽同誌永遠是人民的領袖”……可葉利欽自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學家”，他沒有玩弄政治權謀，而是想“開創一個文明而自願交接政權的先例——把政權從一位俄羅斯總統手上交到另一位又一次通過選舉產生的總統手上”。
葉利欽在辭職上表現得如此偉大，可他毫不諱言自己內心世界的“渺小”。他“坦白交代”自己在“痛苦地思索”辭職這個國家大事的同時，也“很自然”的想到個人小事——“今後我的情況會怎麼樣？”“人們將如何對待我？”他預感“人們是不會喜歡或者熱愛我的”；懷疑“在辭職以後，當我出現在公眾場合——例如劇院——的時候，人們會不會起哄？”擔心“按照俄羅斯的傳統，人們總是把過去所有的錯誤都推到已經下台的領導人身上，那麼剛剛辭職的我感覺會怎樣，又會怎樣去生活呢？”他產生的如此種種“人走茶涼”之感，可謂是所有領導人的同感，也正是有些領導人之所以喜歡終身製的重要原因。葉利欽沒有把自己裝扮成正人君子，而是敞開自己的“小人之心”，以求得人們的理解和原諒。看來，不假裝君子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