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9年12月中旬開始，在“打倒人民公敵”、“獨裁者滾下台”的憤討聲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這位幾天前還“深受愛戴”的羅馬尼亞總統成了一隻喪家之犬，惶惶然在到處矗立著自己塑像的國土上東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親口咬定的那樣：“任何專製的暴力一旦與人民的正義之師交戰，他們必將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僅民眾唾罵他，連親手培植的爪羽——國防軍和基層“黨之家”也背棄了他。當齊氏和那位任第一副總理的“賢內助”劫車而逃時，幾乎所有羅馬尼亞的廣播裏都響起了這樣的聲音：“各位市民請注意，人民公敵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輛紫色達契亞轎車逃跑，請予以緝拿……”齊氏更沒料到，在親手締造的這個“民主、團結、進步、欣欣向榮”的神聖“大家庭”裏，竟會上演這樣的事：從12月22日晚執行逮捕到被推上斷頭台，隻相去三天！
雖身陷囚籠，但“喀爾巴阡山的雄鷹”並未死心。
不是要審判我嗎？既然封授“人民公敵”，至少是公審公判吧？至少應麵對廣大人民吧？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暗暗打定了主意，隻要國際媒體的鏡頭蓋一打開，隻要電視直播的焦距一調好，即用那滔滔不絕、富有煽動性和號召力的口才（整整二十四年裏，這口才曾贏得了多少暴風雨般的掌聲！）——同政敵一決雌雄，他甚至連演講腹稿、上法庭時的表情和姿勢都備好了。
但，齊氏太異想天開了，他萬萬沒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麼人山人海的旁聽席。沒有政壇顯要和外國友人，沒有高規格的審判團和律師團（審判長竟隻是個司法部的小局長，名叫波帕·吉克，這個名字他簡直聞所未聞），更沒有禮花般的鎂燈閃爍。當從防暴押解車裏爬出來，他走進的是一間隻有原告、被告和軍警的密室。自然，電視上亦會出現“公開審判”的鏡頭，但那是經過剪輯處理的……
對手絕不再給他任何表演的機會，他預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隻有絕望！空蕩的絕望！
1989年12月25日，當耶穌誕辰的鍾聲再次賜福人世的時候，一個混含著仇恨與蔑視的嗓音在一間與世隔絕的屋子裏響起：“人民公敵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案，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根據《羅馬尼亞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五條和第三百五十七條，被告犯有故意殺人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破壞公共秩序罪、貪汙罪、受賄罪。特別軍事法庭宣布：數罪並罰，判處被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死刑，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準上訴！”
他心愛的女人也將魂歸西天。
秘密審判，不準上訴，從被捕到斃命，僅三日之隔。這已遠非正常性質的審判，甚至帶有恐怖之嫌。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極端行為呢？原因隻一點：仇恨和恐懼！對民眾來說，是仇恨；對政敵而言，則是恐懼——那種一天也不敢讓獨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懼！他們太緊張了，太熟悉對手的報複手段了，其神經像金屬片一樣已繃到了極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潰。
可這對齊氏來說，又有什麼可愕然的呢？難道這不正是您一貫的鐵腕政策？您不是堅定地認為“目的大於手段”嗎？每每將司法程序省略、節約到極點的，不正是您自己嗎？除卻“齊奧塞斯庫”幾個字，判決書的每一句台詞不都是您平日耳熟能詳的嗎？您記得“人權”這個字眼嗎？當在秘密審判和處決政治犯的手令上簽字時，您又何曾有過一絲猶豫和遲疑？
更可怕的是，對齊奧塞斯庫非常態的審判，人民群眾竟毫無異議！偌大一個國家，竟沒有一個人公開質疑。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其實，早在四十五年前，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命運就在一對意大利人身上預演過了：墨索裏尼及情婦克拉雷特。戰爭尚未結束，一支衣衫襤褸的山區遊擊隊就匆匆宣判了他們的死刑。然後，意大利曆史上最著名的一組屍首，便像動物一樣被懸吊在米蘭廣場上，待仇恨的剔刀來剜割，等怨毒的鞭子來抽打。
單就這一場麵，的確稱得上恐怖了。但問題是：在你親手締造的那座恐怖半島上，對手還能想出別的更簡單的辦法對付你嗎？要知道，他們像害怕惡魔一樣怕你，怕你再將屠刀架在他們脖子上，他們甚至一聽到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擔心你複活。為了活下去，為了釋放恐懼，他們隻好表現得比你更瘋狂更決絕……
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懼的力量！
對齊氏們來說，像紐倫堡或海牙那樣的審判庭，簡直就是夢中天堂了。在那兒，至少有辯護、有上訴、有旁聽、有見證、有表決、有探視……從這點看，他遠不及另一位同壕戰友——前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幸運，後者麵對的不是政敵的惡性報複，而是相對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國際法準則。
我想，在獨裁者坐以待斃之時，他對敵人最大的期許或許是：要是這些人信奉民主與理性該多好啊！可惜，要讓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幾天內學會司法公正與人權意識，簡直是癡心妄想、緣木求魚。太晚了！他們從你這兒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因為，他們身上壓根沒有那東西，沒機會生長你直到最後一刻才懷念的東西！難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生長它的種子和土壤給踩爛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死於自己。
依靠暴力維持的權力，最終埋葬它的不會是別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機。
長期恐怖的社會氛圍，往往導致反恐怖的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導致與恐怖作鬥爭的人也變得殘忍，它使溫和的人也學會了暴烈莽撞”。暴力彈起的是同一種暴力情緒，而理性——即使尚剩一點殘渣的話，也早已被仇恨的濃煙熏得睜不開眼。更嚴酷的真相是：長期的政治高壓，對人權信息的鎖閉，對自由文化的防範，對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這個國家的臣民和其家長一樣頭腦簡單，行為魯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會的精神滋養，缺乏民主教育，沒有合法審判的經驗和參照，沒有訴諸理性的意識，沒有現代文明習慣和憲政遺傳——除了暴力，除了以惡懲惡、以暴抗暴的本能，他們頭腦中就再也沒輸入過別的。
那麼，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線！）試圖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幾個法官或律師不顧一切地站出來，向同胞們大聲疾呼：“即使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權得到合法的審判！”或許確有過這可能，但現在沒有了。因為，那些高尚的充滿理性和不計私利的頭腦，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獨裁的犧牲品，早已被不容異端的權力提前絞殺了。剩下的，惟有對民主的無知，對人權的冷漠，對武力的貪婪效仿和大肆揮霍。如今，已沒有誰挺身攔截那衝向獨裁者的拳頭和棍棒了（假如他們活著，本是最有希望這麼做的。也就是說，那些被獨裁者提前殺死的人——恰恰是惟一可能在未來使獨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人）。
不寬容隻能導致新一輪的不寬容，嚴厲暴虐隻能衍生新一輪的嚴厲暴虐。在那些將最優秀的政敵（比如像“吉倫特派”那樣懇赦國王的溫和派）斬草除根、格殺勿論的運動中，等待劊子手的隻能是更激烈的反撲和報複，因為他們早已把憎恨狂暴與極端的力量給絞殺了。當把一個國家中最寶貴的“理性派”送進墳墓時，也就等於提前把自己送進了墳墓。獨裁者應從正在倒下的屍首上看見自己未來屍首的影子——因為那些罹難者，本是惟一力主以正常方式審判自己的人——在未來，在仇恨的烈焰衝來時，本應由他們為奄奄一息的獨裁者築起“防火牆”和“隔離帶”！
曆史上，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獨裁與反抗，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模式！反抗者根本不會，也不可能想起別的法子對付昔日仇人！而且，收割暴君頭顱的土壤極易瘋長新一茬的剃頭刀！正像法國十八世紀末始演的那樣：從“三級會議”、“國民公會”到“熱月政府”和“督政府”，從“執政帝國”、“百日事變”到“波旁複辟”，從路易十六到馬拉和夏裏埃，從羅蘭、丹東、德穆蘭到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頭顱如椰子般滾入“大革命”的草筐——最終人們發現：這要求填滿的筐子竟是漏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