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雲
從人頭攢動的南京東路折進山東中路，穿過九江路和漢口路，向南一直走到福州路，上海這條長不過200米、寬約10米的馬路，在當年的十裏洋場，有一個異常響亮的名字——望平街。近人葉仲鈞在《上海鱗爪竹枝詞》中吟詠：“集中消息望平街，報館東西櫛比排”，這條馬路的赫赫聲名，來自它一街兩行鱗次櫛比、形形色色的報館。
1872年，英人美查創辦的《申報》首先在望平街設館。20餘年後，美商福開森的《新聞報》也在這裏開業，與申報館衡宇相望，互爭短長。1904年，國人狄楚青設時報館於福州路、望平街口，與《申報》、《新聞報》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爾後，《神州日報》、《時事新報》、《天鐸報》、《民立報》、《大共和日報》、《民權報》、《民國日報》、《晶報》、《立報》等數十家報館相繼在此安營紮寨或設立批銷處，就連“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天津《大公報》，也歆羨望平街這塊“風水寶地”，於1936年派人馬南下上海，設立分館。望平街，這條狹短的陋巷，成為舉世聞名的報館街，中國報人心中的“羅馬”。
曾經是望平街一員的曹聚仁，新中國成立後寓居香港。上海的這條馬路，常使他魂牽夢繞：“望平街這條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躍著，四更向盡，東方未明，街頭人影幢幢，都是販報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數千人。一到《申》、《新》兩報出版，那簡直是一股洪流，掠過了望平街，向幾條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
曹聚仁生於浙東鄉村，他說自從自己有了知識，上海這個十裏洋場便“如雷貫耳”了。後來到杭州讀書，對上海更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當然，最向往的便是望平街，因為“那是光照世界的文化燈塔”：“短短望平街，代表著西風吹動以來的中國文化，從這一街巷的浪潮上，體會著時代的脈搏。從啟蒙運動以來，每一個和政治動向有關的人物，沒有不在望平街上留下他們的足跡。”
的確，一部望平街的曆史，就是一部中國新聞史，也正是一部近現代中國的政治史。
在望平街上，報人們為了報紙的獨立，不被利誘，不為勢屈。
1915年8月，“言論界驕子”梁啟超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轟動南北，使意欲變更國體、恢複帝製的袁世凱備受挫折，派帝製分子、《亞細亞日報》總編薛大可攜帶30萬元巨款到上海“運動”報界，為複辟帝製尋求輿論支持。當薛大可把15萬元支票送到申報館主史量才的麵前時，遭到史的斷然拒絕。9月3日、4日，《申報》連續兩天在顯著位置刊登啟事，將這一醜聞公諸天下，並明確表示：“本報宗旨，以維持多數人當時切實之幸福為主，不事理論，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發生，必察正真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論，始終如一。雖少急激之談，亦無反複之調。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值此外患無已之時，國亂稍定之日，共和政體之下，無端自擾，有共和一日，實難讚同一日。”
遙想望平街當年（代序）北洋政府時期，政局譸張，環境險惡，史量才為使《申報》免遭摧殘，言論上采取審慎態度，著力於企業化經營，更新設備，興建大樓，招攬廣告，擴大發行，業務蒸蒸日上，利潤逐年攀升，穩固了《申報》在上海乃至全國的大報地位。但是，信奉“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國將非國，報將非報，人將非人”的史量才，絕非追名逐利之徒。1932年，他借《申報》創刊60周年之機，對報紙實施全麵改革，“以極摯誠的態度，對政府、對國民盡輿論貢獻之責任”。同時，報館開辦流通圖書館、婦女補習學校、新聞函授學校，出版月刊、年鑒、叢書、地圖，服務社會，啟迪民智，以文化事業“救國難”、“策危亡”。“一·二八”淞滬抗戰，史量才被推舉為“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會長，維持會解散後，又被推選為“上海地方協會”會長、上海市參議會議長。他又與朋友合辦中南銀行，獲得成功。史量才成為上海灘輿論界、金融界和社會組織的頭麵人物，國民黨處理當地事務，幾乎不能忽視他的意見。
史量才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要求民主，主張抗日。據說，蔣介石曾約他到南京談話，警告他：“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壯語犯顏，蔣氏遂下殺史之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乘車自杭返滬，在海寧翁家埠遭國民黨軍統特務狙擊，當場殞命。一代報人，以身殉報。
在望平街上，報人們為了新聞的自由，奮起抗爭，無所顧忌。
1912年3月2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未經臨時參議院授權，頒布《暫行報律》，電傳至上海中國報界俱進會，令其轉飭全國報館遵行。3月6日，中國報界俱進會和曾經鼓吹或支持革命的《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民立報》、《天鐸報》、《大共和日報》等望平街各報，聯名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並通電各埠，堅決予以抵製：“今統一政府未立，民國國會未開，內務部擬定報律，侵奪立法之權，且雲煽惑，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坐以應得之罪；政府喪權失利，報紙監督，並非破壞共和。今殺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報律，是欲襲滿清專製之故智，鉗製輿論，報界全體萬難承認。”次日，望平街各報又同時刊出《大共和日報》社長章太炎起草的《卻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逐條批駁報律條文，批評臨時政府“鉗製輿論”、“欲蹈惡政府之覆轍”，將報律“卻還”給內務部。孫中山得知此事，當即於3月9日發布臨時大總統令，宣布《暫行報律》違背法律程序，予以撤消，並聲明：“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善從惡改，古人因為常師，自非專製淫威，從無過事催抑者。該部所布暫行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先後緩急之要序，使議者疑滿清鉗製輿論之惡政，複見於今，甚無謂也。”
1912年5月20日，《民權報》主編戴天仇（季陶），不滿袁世凱政府舉借外債，在《民權報》上發表了一篇24字的超短時評《殺》：“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太炎阿權，殺！”上海公共租界以“鼓動暗殺”的罪名，將其拘捕。唐紹儀聞知戴天仇被捕，不但沒有拍手稱快，反而以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上海，公開為戴說話。他的理由很簡單：“言論自由，為約法所保障。”當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已正式公布實施，其第六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最後，上海租界會審公廨以罰洋30元結案。戴天仇出獄後，在編輯室牆上大書：“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這一事件，卻也顯示了民國政要尊重言論自由的政治風度。
在望平街上，報人們為了社會的進步，以筆為旗，前赴後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