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厚
1994年3月1日，74歲的紅軍女戰士張清蓮病逝於獨山子，彌留之際的遺言，仍然是對“希望工程”的關注，體現了一個老紅軍戰士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3月3日，張清蓮的長子武長江遵從母親的遺囑，代表母親向獨山子區“希望工程”捐款人民幣1萬元。
1933年，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麵軍在四川巴中、通南地區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13歲的張清蓮在與紅軍隊伍的接觸中，幼小的心靈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這年8月，她報名參加了紅軍，在紅四方麵軍總醫院當護士。1935年部隊離開川陝根據地，開始了長征。長征途中，部隊爬雪山、過草地，生活十分艱苦，吃的是草根樹皮，穿著破衣爛衫，走到哪裏就睡到哪裏。不久她患了嚴重的關節炎。過草地時，她幾次陷入沼澤泥潭，幸虧她們每人都背了塊1米多長的木板，靠著這塊“救命板”橫撐在泥水麵上，她才爬了出來。翻越夾金山時，為了鼓舞部隊士氣，她還和醫院的其他姐妹們編了快板在路邊宣傳：“同誌哥，往前看！翻過夾金山，前麵就有大米飯！”其實哪有什麼大米飯，這不過是給戰士們鼓勁兒罷了。在山上，她眼睜睜地看著和自己一起戰鬥的姐妹，因病困交加一個個倒在雪地裏再也沒起來。在那異常艱難的歲月裏，她白天照樣行軍打仗，晚上到了宿營地又給傷病員包紮、擦洗傷口，一個堅定的信念鼓舞著她，那就是爭取革命勝利，解放勞苦大眾。從1933年到1945年，張清蓮先後在紅四方麵軍總醫院，延安抗大醫院，晉南、晉北、邢台抗大醫院，延安八路軍聯防司令部醫院當護士。她親眼目睹了無數革命先烈在革命事業中獻出了青春與生命，更堅定了她革命到底的必勝信念。
張清蓮的丈夫武文平，是1931年在鄂豫皖蘇區參加紅軍的老革命，在戰爭歲月裏他出生入死，多次負傷，是三等傷殘軍人。建國後，組織上為了安排好武文平的生活，決定由張清蓮照料丈夫的飲食起居。為了不給組織增添麻煩，張清蓮用瘦弱的雙肩挑起了照料丈夫和家庭的兩副重擔。她除了按照組織的要求照顧好丈夫外，還先後在獨山子婦聯、獨山子居委會積極工作。她就像一粒革命的種子，撒到哪裏就在哪裏生根開花。居委會的工作是繁雜的，大大小小很難理出個頭緒，各種調解、治安、衛生、教育、選舉、征兵……沒有一刻的清閑，可她從不計較得與失。
長期的艱苦生活使張清蓮患了多種疾病，丈夫去世不久，她又因宮頸癌接受手術治療，曾因此一度癱瘓在床。張清蓮常常這樣想：共產黨員自入黨時起，就已經同黨和人民的事業緊密聯係在一起了，自己雖然臥病在床，但為黨和人民服務的心不能停止跳動。工作幾十年，她有了一點積蓄，對這些積蓄怎麼用，她是這樣打算的：“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是黨的人，我沒有用完的這些錢還要交給黨。”
1990年仲夏，舉國上下盼亞運。已70高齡的張清蓮在“七·一”前夕，拄著拐棍將1000元人民幣送到了獨山子區婦聯，要求捐獻給亞運會，有關工作人員將這1000元寄往北京亞運會組委會。當接到亞運會組委會頒發給她的榮譽證書時，她感到心中一陣欣慰，就像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為戰友做了一次成功的手術。給亞運會捐款後，各種詢問紛至遝來。麵對老姐妹們的不解，青年人的驚愕，子女的詢問，張清蓮覺得沒有什麼，就像一個黨員月月要交黨費一樣平凡。在記者的“追問”下，張清蓮平靜地說：“是誰給我們帶來了好日子，不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為啥不能幫助國家分憂呢？”
張清蓮出生在四川省巴中縣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裏。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她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她常想，農民兄弟麵朝黃土背朝天，長年在田裏勞作十分辛苦。目前我國有些地方還很窮，農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黨和政府要關心他們，我們也要關心農民兄弟。70年代初期，丈夫武文平離休後，組織上曾將他們夫婦倆安置在武文平的家鄉湖北孝感幹休所，後來丈夫在家鄉幹休所去世後，她決定返回油田。1984年，當她從湖北回新疆時，將家中所有的衣物、家具、用品全都無償地送給了當地的鄉親。1991年，我國南方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水災，張清蓮從廣播中聽到這一消息時心急如焚，徹夜難眠，密切注視著災情的變化和救災工作的進展。當獨山子人民向災區人民捐款時，張清蓮又送去了1000元錢。1990年，當張清蓮聽說奎屯地區一個大商場起火，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時，她又毫不猶豫地將錢送到受災單位。
有人猜想，張清蓮生前先後為國為民捐出那麼多款，一定收入頗豐。其實，張清蓮自1933年參軍直到1955年享受的是供給製，自1955年至1965十幾年間，她沒有一分錢的收入，她認為自己在家照顧丈夫，沒有出去工作，不能拿報酬，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後來，她的一位老戰友從內地來疆探親，向組織反映了這件事，從此，組織上每月給她發五六十元生活費，一直到1983年，按中央有關文件精神，老紅軍最低享受國家行政17級待遇，從那時起，她才有了工資。每次拿到工資，她總是內疚地說：“我身體不好，不能為國家出力了，國家還給我這麼多工資。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沒有黨就沒有我，我是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