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民主宣傳遭到地方頑固勢力的拚命反對。浙江大學堂退學生在黃岩鼓動當地蒙學生“割辮革命”，“削發歸宗”，使之“合群獨立自由平等之公例皆熱於胸中”《黃岩學界》，《蘇報》1903年。6月17日。。拒俄運動興起時，他們在頑固派的巢穴城隍廟召開特別演說會，公開向舊勢力挑戰。地方劣紳一麵慫恿知縣封禁教育社，拘捕演講人，一麵四出造謠，煽動無知者哄鬧滋事。在南彙，黃炎培等人演說顧炎武和西鄉隆盛的事跡，帶頭破除迷信，惡霸黃德淵糾眾300餘人哄砸講學會，並指控學生“褻瀆神明”，“聚眾演說”，“異說惑人”《新場講學會之曆史》，《國民日日報》1903年。9月29日。於是知縣下令逮捕，釀成黨獄。常州劣紳散布謠言，指“演說會會員皆係悖逆之士”《記常州演說會事》，《蘇報》1903年。3月23日。要地方官出示嚴禁。嘉興、海鹽等地的演說會也遭到地方官紳的破壞。舊勢力的暫時囂張，使鬥爭出現了曲折。但重要的是，這些鬥爭把民主主義與專製蒙昧主義的衝突由都市引向城鎮鄉村，觸動了基層的專製與教化權力，使各階層群眾受到民主思潮勃興的感染，引起社會風氣的變革。當時有人舉目神州，滿懷希望地讚歎道：“今吾國各省之同胞，幸各能汲汲以播布文明於其鄉土為己任，故亦漸覺駸駸日上，城野改觀。而其進步之速者，則已見教學之校相望於郊畿，閱報之人遍及於婦孺，有藏書之樓，有俱樂之部，有體操之場，有演說之壇，有議政之會，‘死守祖國，誓抗異族’之言，喧傳於裏巷，‘自由不死，民權萬歲’之聲，闐溢於道途，足使西人見之而生其欽敬之心，戢其鴟張之念。蓋皆求以智力角勝於外人，使之斂手而不敢幹犯者也。”《福建之現勢》，《黃帝魂》，第201頁。包括學生們的努力在內的民間啟蒙革新活動，使東方巨人從昏睡中逐漸覺醒，顯示出巨大潛力。
隨著鬥爭的深入，各種形式的批判武器也不斷完善。學生們除宣傳愛國救亡、軍國民主義和民主自治外，還突出地用共和革命批判君主專製，對於高級形式的武器的批判——武裝起義，起到積極的推動配合作用。一些學生對皇帝展開猛烈抨擊，斥責其為“民賊”、“罪魁”，公開聲稱：“欲免惡果，必先除惡因，必先除造此惡因之禍首”錢瑞香：《論中國民族無尚武精神之原因》，《童子世界》第23號。並大張旗鼓地為革命正名。他們說：什麼是革命？“革命兩個字的意思，就是改改好”，“我們國度裏政事從前很壞，官吏從前很不好，如拿他改好變好，這就是叫一國的革命”。統治階級指革命為“造反”，是因為“奸詐的皇帝從百姓手裏奪了天下去，他又怕百姓奪回去，所以立出造反的名目，不過禁住百姓，不敢再去奪回罷了”陳君衍：《革命書》，《童子世界》第23號。。因此他們鄭重宣告：“獨立革命者，特複仇之代名詞而已，義之至，仁之盡也。”杜士珍：《複仇篇》，《新世界學報》第15期。高聲呐喊：“革命哉！革命哉！非仁人君子不能為革命”，“亦惟革命而後為仁人君子”湯調鼎：《菲律賓戰史獨斷》，《新世界學報》第14期。呼喚革命的暴風驟雨，為堂堂正正的革命之師鳴鑼開道。章士釗的《孫逸仙》、《沈藎》，趙聲的《保國歌》，敖嘉熊的《新山歌》，南洋公學退學生的《教育界之風潮》和《新世界學報》、《蘇報》、《童子世界》、《國民日日報》、《警鍾日報》等書刊，宣傳排滿革命，批判立憲保皇，在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初期論戰中起了重要作用。
學生們在鬥爭中逐漸鍛煉成長起來。正如《中國日報》所說：“有造風潮之腐敗學堂，然後有起風潮之強硬學生，故經一度之風潮，即有多數之進步。”《痛哉武備惜哉武備》，《中國日報》1904年。3月14日。蔡元培也曾預言：“吾意學校衝突之風潮既起，學生社會之公德漸明，手段漸高，其後衝突之事，將不可勝紀。”《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選報》第35期。民主主義風行於學界，“在學堂學生應試策論，其詞激昂而鬱勃，無不感其說而起”。《民權問答篇》，《東浙雜誌》第4期。張之洞等人在奏折中不無驚懼地提到：學生最喜歡使用團體、國魂、膨脹、代表、犧牲、社會、組織、衝突、運動等新名詞。《學務綱要》，《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第205頁。民主思潮的蓬勃高漲，猛烈地衝擊著封建意識形態，引起統治階級的極度恐慌，他們驚呼：“自由之說至於今日，誤人甚矣。父不能束其子，師不能課其弟，甚至刑威文教亦幾幾乎不能化愚妄之人心，誠世道之大憂也。”三乘槎客撰：《自由界說》，《南洋官報》甲辰第19冊。發出了麵臨滅頂之災的悲泣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