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為身份。清末學生由士人脫胎而來，小學以童生為主，中高等則生員居多。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至1906年。共有學生321人，其中243人有功名（舉人43，貢生36，生員164）。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61年。），第78—136頁。該館1906年。畢業的22名廣東籍優級師範生中，18人原有功名。《學部谘大學堂優級師範畢業生請獎服務原折》，《清季學務文牘》第2冊。1907年。的98名畢業生中，舉人14名，其餘皆為監、附、貢、廩、增生。1907—1908年。度，四川高等學堂普通甲、乙、丙一、丙二、丁、戊、己等7班學生中，除丁班有8名永川達用學堂畢業生外，其餘均為生員。該省高等、師範若幹科班學生身份詳情如下表：據該年。度《四川教育官報》。堂班學生總數監廩增附廩貢附貢文生高等學堂普通甲班4810742511高等學堂普通乙班33452211優級理科師範20839高等正科第一類168116高等正科第二類132101總計13032131071121另據兩廣學務處對廣州所辦各類師範科畢業的681名廣東籍學生統計，正途士紳占50.4%。《兩廣優級師範學堂一覽》，第119—158頁。而1907年。設立的廣東巡警學堂367名學生，“均係貢監生員”《政治官報》1909年。4月16日。。中學情況類此。川督錫良曾以“科舉既停，舊有之貢廩增附生，年。齡尚少而文理素優者，既不能抑之於高等小學，即或選入師範，仍不足以相容，聽其廢學，殊為可惜”為由，奏請推廣中學，以資容納，使學堂與科舉相銜接。《總督部堂錫奏陳學務情形並推廣辦法折》，《四川學報》1905年。第13期。離開舊軌的士子童生雖逐漸淡化了功名利祿之心，但早年。的經曆和文化熏陶，使他們還有幾分戀舊之情。
三為出身。當時人說：“目下在學堂的學生，每百人之中，真正家道殷實的，未必有三家；勉強支持架弄的，約有五六十家；架弄不了半途而廢的，總有三四十家。”竹園：《學生宜立愛群會》，《愛國報》第161期，1907年。5月5日。家境拮據的實際感受加深了他們對社會落後腐敗的不滿，而出身的複雜多樣又豐富了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官紳商富子弟追求民主崇尚西學，在與家庭不斷發生矛盾衝突的過程中，也影響和促使後者分化轉變。一旦在重大問題上利益趨於一致，就可以通過家庭的社會關係，擴大影響。種種因素使清末學生成為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即使是小學生，其能量也為後來發蒙的幼童難以望其項背。
不相適應的社會環境
——以教育背景為中心數以百萬計的學生橫空出世，卻劈頭遇上了逆態社會環境。從教育背景進行比較，既可形成具體量度，又更貼近學生的生活體驗，增加可比度和精確性。
1905年。後，學堂的絕對數量雖有驚人增長，但在4億人口的大國，仍為杯水車薪。1906年。羅振玉估計，中國應受學之人約1億，其中學齡兒童至少5000萬，“若每州縣立小學堂三百所，則一千六百八十一州縣共設小學堂五十萬零四千三百所；以每所學生百人計，共計學生五千零四十萬三千人，教育乃可普及”《各省十年。間教育之計畫》，《東方雜誌》第3年。第9期，1906年。10月12日。。而實際數僅為6%。以適齡兒童就學率最高的北京城為例，1909年。7至15歲兒童共31789人，就學者13411人，不過42%。《宣統元年。份教育統計圖表》。有人對興學成績斐然的直隸進行深入剖析，1903至1908年。學生從6000人增加到18萬餘人，但相對於570萬學齡兒童，就學率隻有3.2%（參見下表）：年。份190319041905190619071908學生數60003634468000109467148397180489就學率0.10430.63201.18261.90372.58083.2081“每年。增加之數最多者為千分之七強，平均千分之五強。如由是以往，毫無阻力，亦無殊進，則每年。以千分之五之速度增加，約二百年。可達無人不學之目的。”其他省份猶不及直隸。如廣東“人口總數與直隸仿佛，初小學生不過二萬五千，以直隸就學兒童比之，尚不及七分之一也。廣東夙稱富庶開通，尚且如是，他省情形當更何如”。“他省不逮直隸省，如以千分之二點五之速度增加，則須四百年。；如以千分之一之速度增加，則須一千年。；如以千分之零點五之速度增加，則須二千年。。”冥飛：《教育普及至速須二百年。》，《教育雜誌》第2年。第3期，1910年。4月19日。真可謂遙遙無期。在競爭激烈的時代，這幾乎等於束手待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