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的編撰出版發行權同樣主要操之民間，從1901年。到1904年。中譯西書533種，其中社會人文科學類401種顧燮光：《譯書經眼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第2編（中華書局，1957年。），第100頁。；從1896年。到1911年。中譯日書（包括轉譯西書）958種，其中社會人文類786種譚汝謙：《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第41頁。。特別是1905年。以後，有關法律政治的報刊書籍大量湧現，廣為流傳，學堂與學生首獲其益。依據《奏定學堂章程》，高、中、小學堂應分別設立藏書室或圖書室，大學堂則應設立圖書館。不過，由於經費所限，除京師大學堂和教會學校比較重視並切實收集圖書外，多數學堂有房無書或少書，甚至無房無書。加之學務初起，側重點在教科書建設，又擔心學生廣讀博覽引起思想情緒波動，一般不鼓勵多看參考書和課餘讀物。《學務綱要》規定：高等以上學生準許帶書入堂，以備自習參考。但須由監督管理員查驗，不悖教法者方準帶入。所以，清末學堂的圖書設施相當差。如河南1907年。學務視察中發現，各府州中學“能略置圖書儀器標本者，已不可多得”《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學部視學官調查河南學務報告書》，《學部官報》第53期。。甚至像長沙明德學校這樣頗有名氣的民辦學堂，開始也隻有“捐置書籍數箱”《光緒二十九年。湖南明德學堂規則》，《四川官報》1904年。第4冊。。
為此，一些學堂和學生采取各種應急補救之策，一是設立閱報處，以報刊代書。二是借地利之便，利用各地正在興辦改造的藏書樓圖書館。三是有選擇地分別自購書報，然後相互交換。四是由同學集資購買。江西高等學堂學生要求總辦增置書報，遭到拒絕，遂捐款3000元，派人到上海操辦各種新書報。這樣，在擴大改善知識麵與知識結構的基礎上，民主傳播從泛泛而論發展為對具體製度的分析比較，大大強化了對民主理論的認識。民主幽靈以半公開姿態在中國大地上遊蕩，並堂而皇之地進入講堂書齋、寢室操場。以學生為重要讀者的報刊書籍，其內容固然體現了發送者的主觀態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眾的取向。遍布各地的演說會，也以學生為基本聽眾。盡管當局嚴禁學生與會演說聽講，可是禁而不絕。各地官府告急公文交馳紛呈，指責演說“借此美名，以聳聽聞，誠恐各學堂學生受其煽動”。下令警局“示禁”、“查拿”《演說亦禁》，《競業旬報》第4期，1906年。11月26日。。觀劇看戲之類的娛樂活動同樣成為學生接受民主啟迪的良機。上海學生看了新舞台演出的《國民愛國》一劇後，致函主辦者，盛讚該劇“慷慨激昂，苦口婆心，誠當頭棒喝，喚起國魂不少”。感動之下，捐獻手表，並報名參加商團操練。《學生觀劇之感念》，《大公報》1911年。5月7日。
世風變化所及，正課所習新學知識無不透出民主氣息。法政學堂的大量開設，又使西方政治學說合法進入校門。雖然清政府力圖加以控製，限定民辦法政學堂的規模數量，以及其他學生閱讀法政書籍的程度範圍，嚴格審定中學以下的課程教材，刪除任何可能誘發民主意識的內容，畢竟不能照搬舊學老套。任教的進步人士充分利用講台的合法權利，將民主精神貫穿於教學之中。環境允許之地，公開批判專製皇權，直接宣傳自由平等觀念和民主製度的優越。甚至當清朝督撫大員在場的情況下，也敢於向學生宣講《民約論》。有所限製之時，則借古諷今，寓理於事，進行暗示誘導。講台上下，師生心心相通，情感交融。蘇州常昭公立高等小學學生在修身考試中對三綱五常大加鞭撻，就與教員的引導密切相關。兩名在學務官員看來“尚無謬論”的學生試卷各隻得10分，“其餘分數較多者，大都謂君臣夫婦二綱可以不設”。而那些“離經畔道，妄發狂言怪論”的試卷，則得到高分獎勵。因此，不僅學生受到斥革記過處分，教員也分別被處以撤差、剝奪功名、追繳文憑以及交地方官看管的重罰。《總督部堂劄準江督谘據提學使樊詳請維持名教整飭士風文》，《四川教育官報》1909年。第7期。
自然科學知識也會誘發學生的聯想，因為科學依靠說理，不承認包括皇權在內的一切權威。針對清政府限製學生課程的作法，有人批駁道：自立軍起義後，張之洞也曾主張今後學生“但許其學格致，不許學政治，革命當可免”。當即被人反唇相譏，指出：“政治之源，息息關連於格致也。”“既為四體百骸相同之人，即不容有獨肆於上者，生而驕貴，世為治人之人，以破人類平均之公例。”“果明動植物進化之例，則凡帝命奉天種種愚民之舊說，亦將不摧而自破。”拾得：《粵事鉤沉》，《民立報》1911年。5月6日。科學發展既是宗教神權的克星，也是專製皇權的天敵，走出蒙昧迷信的蠻荒世界，人們自然渴求自由的清新空氣。中學舊學的主流使專製皇權正統合法化，西學新學則成為民主思潮勃興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