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爭取政治民主的鬥爭，作為清末立憲運動高潮中的頂點，其閃光處不僅因隨即爆發的革命而黯然失色，也受到對立憲派非議的株連和輕視民主化偏向的影響。國會三次大請願均由立憲派策動領導，但並非所有參加者政治上都屬於立憲派。換言之，國會請願並不是每一位參加者政治主導傾向的直接表露。以青年。學生為主角演出的罷課請願新劇，與立憲派活動更有顯著的區別。它不僅僅是立憲運動的組成部分，從更廣闊深遠的角度俯視，這是近代中國民主化潛流浮升所激起的滔天巨浪。國會請願對於包括學生在內的廣大進步人士的強烈吸引力，不在於君憲主張和叩頭方式，而是反對專製要求民主的本質與趨向。參加者宗旨不同，行動自然有異。
立憲派在清末政治風雲變幻中的表現與作用，有不少自相牴牾之處，但也不乏前後一貫的基調。其中之一，便是企圖以立憲防止和抵消革命。當然，清政府以立憲防止革命的主要目的在於保障皇權，而立憲派紳商則是要求參政分權。而且立憲派的主觀動機也不盡相同，多數人害怕革命引起的動亂局勢直接間接地危及自身利益，一些人則試圖以防止革命作為迫使清廷讓步的砝碼。不過，在要求立憲的前提下，畏懼、反對甚至敵視革命，仍是立憲派政治屬性的重要方麵。學生則不同，他們參加請願，隻是希望推動民主化進程，在此基礎上完成愛國救亡大業，而沒有以立憲抵製革命的意向。立憲派視國會請願為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隻是在走投無路之時，才順應革命大勢。而學生們看來，請願不過是多種鬥爭形式之一，他們主觀上不排斥包括武裝起義在內的一切手段。在國內以學生為主體的社團中，像貴州自治學社那樣既公開以立憲為宗旨，又附和保皇派的“革命召致亡國論”，明確將武裝暴動視為“革命排滿家之謬見”張百麟：《發起自治學社意見書》，《自治學社雜誌》第1期，1907年。11月。據該期雜誌公布的社員姓名表，29名成員中，法政、將弁、師範、蠶桑、武備、中學的在校生及畢業生共23人。後由於巡撫的幹預，學生大都退出。者，確屬罕見。
學生們沒有立憲派畫地為牢的迂見，當然也缺乏革命黨涇渭分明的認識。為了實現建立民主新秩序的崇高理想，理智與本能都促使他們利用一切時機和方式向專製統治發起衝擊。至於具體采用何種形式，則依環境條件的變化而定。革命黨人在理論和實踐上堅持以武力革命為最佳變革方式，並就此與保皇派長期論戰，擴大了革命影響，積極意義不可低估。但把合法和平鬥爭與武裝反清割裂甚至對立起來，則不免失之偏頗。論戰中的針鋒相對使理論發揮到極致，對革命黨自己也形成約束力，策略運用反而不如前此靈活。事實上，和平鬥爭與武力反清完全可能統一在民主鬥爭的總體戰略之中，不僅並行不悖，而且相輔相成，這已為後來的曆史進程所證實。當起義時機成熟之際，無拘無束的青年。學生自然而然地投身軍旅，橫槍躍馬，馳騁沙場。他們非但不存在立憲派“最後五分鍾”式的告別過去、附從未來的痛苦轉折，而且革命使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痛快淋漓地抒發救亡革新的豪情壯誌。
立憲派政治屬性的另一特質，是反對共和，堅持君憲。他們抗拒清廷的偽立憲，要求權力真正下移，通過君主立憲達到參政目的，與封建階級分享政權，但並不希望直接實現普遍民權，因為徹底的民主共和製反而妨礙他們利用權力謀取私利。讓貴族代管政權，曾是西方軟弱的資產者逃避責任與壓力的慣伎。一切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立憲派，以國會為終極目標，反對專製與抵拒共和同樣真誠，國會可以說是立憲派在專製與共和間偏重取舍的準繩。學生則不同，他們不能通過國會直接獲得任何社會政治權利，也沒有既得利益有待於國會加以確認和鞏固。在他們看來，國會僅僅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目標。君主立憲提供的有限紳權將他們排斥在外，而共和製的普遍民權，才能夠恩澤四海。因此民主共和對於篤信民權、痛恨專製的學生更具吸引力。辛亥後舉國上下一片共和之聲，固然有不少人出於對勝利者的附和，但學生對君主製的抨擊批判和對共和製的歡呼鼓噪，無疑是影響輿論群情的重要因素。立憲派把實行君憲作為最高綱領，請願學生則以開國會為發揮民權的先決條件，認為“國會一日不開，我同胞議政一日無根據地”《奉天旅京學生趙振清牛廣生送各團體國會請願代表諸君血書》，《大公報》1910年。10月10日。。希望像東西方各強國那樣，“由專製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國勢蒸蒸，享有今日之黃金時代”《保定學界停課傳單》，《民立報》1911年。1月8日。。保皇—立憲派理論上抽象承認共和，不過視為遙遙無期的理想。學生們雖然多少受到梁啟超循序漸進觀念的影響，卻把共和當成指日可待的現實目標。其爭取國會的鬥爭與立憲派主演的國會請願有著明顯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