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派請願，可以打著合法旗號，而學生即使在調整後的統治體係中也找不到政治行動的合法依據。隨著矛盾衝突的持續激化，學生的行動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各種進步勢力加緊抨擊清政府政治上排斥學生的政策，聲援學生的正義鬥爭。早在1907年。輿論界就掀起一場風波，反對清廷發布禁止學生集會結社幹政的上諭。革命黨人針對官府援引西方和日本不準學生幹政製度的說法，以學生在近代東西方革命與變革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史實嚴加駁斥：“曠觀東西史乘，其國之脫荒暴於文明，奠屯艱於盤石者，靡不有學生。德之倡統一也以學生，俄之除奸盧也以學生，澳大利之逐梅特涅也以學生，意大利之禦法師也以學生。日本維新之初，亦有西鄉之鹿兒島學校，板垣之土佐同誌社奔走揚榷其間。”《學生與政治》，《四川》第3號。
有人認真分析了中國的國情，認為雖然一般而論，“學生在教育時期內，年。幼識狹，學問膚淺，經驗單簡，不宜預聞政治，致貽害於修學”。但中國學生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有其特殊地位與作用，“惟今日我國學生年。齡多滿二十餘，學識能力雖多寡不一，然較普通國民為優。近人謂若準據一國之政治權必歸於有智識之人為原則，則今日之學生宜預聞政治，而執政者多半不學無術，不可不退位。是故徒執他國之條文以為可用，必至與本國之時勢及內情相枘鑿。且也著書演說實行政治運動者，以現在國情審之，幾舍學生莫屬”微全：《申論吾人究竟之目的並敬告我國民》，《半星期報》第4期，1908年。4月14日。。有人則依據現實進一步具體論證道：“近年。川漢粵漢之路，晉豫閩皖之礦，滇桂蒙古之危機，何一非學生之力？而僅乃收保。即公等口頭至寶，懸以欺人之預備立憲等字，亦拾諸學生之餘唾。學生幹預國家政治，亦何負於國家乎？苟無學生任意要求，肆口詆譏於其間，則十年。以內已失者固不能挽，未失者又不知斷送幾許與人矣。”充分肯定學生政治活動的作用，以學生幹政為保國衛民的善舉，而視清廷禁阻為喪權辱國的劣行。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清政府禁止學生享有政治權利，“蓋恐蹈奧國學生逐梅特涅、俄國學生組織民黨之前轍，預為之防焉”。然而，“政府不欲吾輩為購股救路之學生，為空論政治之學生，殆欲吾輩轟轟烈烈為澳大利、俄羅斯之學生”《學生與政治》，《四川》第3號。。激勵學生由民主救亡鬥士進為鐵血革命先鋒。
一般開明人士同樣憤憤不平，認為人民必須享有言論、出版、集會三大自由，才是真正立憲，否則仍為專製。清政府禁止學生參政，“非但奪國民之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權，是亦奪其一切固有之權也”。學生們“為保主權，何計學業。學生亦國民一分子，豈以精研學業之故，遂可坐視其主權喪失而不顧乎？”《此之謂預備立憲時代》，《大公報》1907年。12月4日。他們不僅義正詞嚴地為學生行動的正義性進行辯護，而且強調指出：學生“愛國之熱誠溢而為逾分之論，悲憤慷慨之中懷發而為越俎之運動。因學生有此運動，中國之父老始覺破其迷夢，養成一種之政治思想，而國民合群之運動亦啟其端緒”。肯定學生的言行對於中國民主變革具有先驅表率意義。並警告清廷：“政府若徒咎其流弊而不知利用轉圜之策，或恐士氣鬱積，有一旦激憤爆發之時。”《學界對於上諭之意見》，《盛京時報》1907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