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派也揭露清政府援引外國成例時耍弄欺瞞伎倆，指出西方各國隻限製軍人和官吏，而“日本學生無選舉權之陋製，則其絕對的不可采者也”。教育未普及之時，“優秀之民，逾中年。而為學生者必多”。剝奪學生的選舉權，“何異舉凡神駿者係櫪中，而惟恃駑駘以致千裏也”滄江：《中國國會製度私議》，《國風報》第1年。第11期，1910年。5月29日。。揭露清廷缺乏改革誠意，對其立憲的虛偽性隱加抨擊。蔣觀雲更撰長文逐條批駁上諭，其詞幾與革命黨同出一轍。他直截了當地宣稱：“學生按理不得與聞政治，而獨中國今日之學生宜與聞政治之事。”因為“中國今日當新舊過渡之時期”，學生“年。齡已長，各有多少之經曆，而學問識見，其大小不同，固已優於一般國人之士，而居先覺者之地位。試舉中國全體之人數而抽出其為學生之人，則其餘不過碌碌之愚民與腐敗之官場已耳。雖有若幹賢智之人不為學生者，而其數固甚寥寥。然則今日不容國民之得與聞政治則已，若容國民之得與聞政治，去學生則事不成”。以學生參政權的得失為政府政治革新真偽的試金石。他結合中國的實際，全麵論述了學生參政的正當必要：“且夫學生之所以不得與聞政治者，則以一國之政治權不可不歸於有智識之人為原則。而學生者於國人求智識，而非能以智識予國人者也。然中國今日之學生，於一方當求智識於人，而於一方又不能不以智識予人。使準據一國之政治權必歸於有智識之人為原則，則今日學生之得與聞政治為理之當然，而執政諸人實不當握政治之權，而不可不去位。”《今日中國之學生宜與聞政治之事者也》，《政論》第2號，1907年。11月15日。崇尚英雄革命的近代政治家對民眾的輕視不無偏見，但對學生的推崇重視則不無道理，尤其在中國的特殊環境和民主化的特定問題上，這些帶有片麵性的認識見解有其獨到的貼切深刻之處。
輿論異口同聲的支持，更加堅定了學生為權利而戰的信念。以學生為主體的貴州自治學社在接到撫憲“學生宜專心向學，不宜幹預政事”、“礙難核準立案”的批文後，雖然大多數發起者迫於壓力而退出，但也有人公開提出不同意見，表示：“明知集會結社原有資格之限製，去歲因瓜分警告，刺目傷心，知救亡問題研究宜急，乃暗窺一般老年。人，則暮氣已深，觀察一般少年。人，則稚氣尚存，惟已受教育現有經驗之學生，尚通達時變，同具熱誠，忠愛所積，聞風興起，則自治學社成立，不能不借重學生，亦勢也。”《緊要任務：二次上各大憲稟稿》，《自治學社雜誌》第2期，1908年。9月。並將批文內容解釋為“默許而兼懷疑”《對於龐撫帥批本社事由之感言》，同上。變壓製的禁令為堅持的依據。
請願運動中，國會隻是學生們寄托信念的負載和統一行動的目標。天津罷課後，官方誣指係受溫世霖挑唆，學生立即公開駁斥道：“同人等既非喪心病狂，孰肯受他人唆使？能唆使一人，豈能盡千餘學生而唆使之乎？”《血淚玉關之溫世霖》，《民立報》1911年。1月12日。理性與本能相統一的學生民主意向既不能臆造，也無法壓抑。由此產生的痙攣陣痛，與變革一樣不可避免。高壓暫時得逞，衝突並未結束，“人心更為憤激”。天津法政學堂一位“素日勤學安分”、淡於政治活動的學生，在當局殘酷鎮壓的刺激下，“憤憤不能自已”，揮刀斷臂殞命，以死相抗《陳夔龍之倒行逆施》，《民立報》1911年。1月8日。強烈表達了廣大學生的憤怒心聲，預示著風暴的再度降臨將更為猛烈。
革命黨人對國會請願始終持批評態度，但也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倒。鬥爭由少數立憲派代表的叩頭請願、伏闕上書擴展為群眾性民主運動，引起一些目光銳利者的關注，在抨擊嘲諷立憲派的迂腐之餘，也從正麵向民眾發出革命呼喚。第三次國會請願失敗後，有人不失時機地指出：當政府無立憲觀念時，“吾民第一步向於在上者不得不日鞭撻之”，是為“用民氣之時代”。但是，“自今以往，則吾民非複恃一時之民氣可以與之對抗，當由第二步再進一級，而為實體的動作，以蘄將來建設創造，達於沉著堅固之地位”，是為“用民力之時代”。時代不同，行動方略與重心各異。“今日之立憲，若一任在上者之所為，非唯不足以救亡。”“故吾國民不必如向之自立於旁觀之地而日日責備政府。今日以後，時局已變，須更進一境以圖自救之法，而日日責備吾國民之自身。”“民德已進，民力既充，然後大政黨有運轉國權之能力，大資本家有左右外交之本領。而立於政府之旁者，亦得以實行監督而輔助一切政治之施行。即不然，奮□而倒內易，一易事耳。”心璽：《論國民最後自救之方法》，《民立報》191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