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會、國民捐與國民軍戊戌以後的近代中國革新史，在政治領域就是以民主民權反對專製皇權的曆史。維新變法試圖使清政府接納民權，在皇權之下擠占一席之地，由此開辟一條連接民、紳、官、皇權的通道。變法慘敗的教訓使人們開始懷疑和拋棄皇權，為民權尋找真正的依托和歸宿。以1900年。上海中國議會為發端，兼有政黨和政權某些功能特性的民間社團應運而生，延續不斷。它們表麵上不一定與專製政府公開對立，沒有直接要求取代清朝統治，但實際上不再以承認清王朝的存在為改革的前提條件和單純以現存統治機器為改造利用對象，而是在現政權之外依靠民眾建立民主政治實體。他們並不要求統治者接納民權，而是強製性地以外在分權形式把民權揳進舊秩序框架。不合體的合法外衣掩飾不住反專製的銳利鋒芒。成立於1911年。春，吸引了廣大青年。學生的國民會，就是其中的典範。
溯源尋蹤：1901—1903年。的國民會
清末政治社團千姿百態，各以民主、愛國、尚武、革命為基調。而1911年。的國民會則是時代四大強音的和弦共鳴。從一脈相承的曆史發展和變化軌跡中追根尋源，有助於準確認識其性質與意義。
古代中國的“國民”概念，僅僅泛指一般百姓，其內涵與近代來自日本的概念相差甚遠。“國民”觀的傳入，與“民權”一起，成為近代中國民主思想的重要概念。近代民主思想大師梁啟超在主辦《清議報》期間，大張旗鼓地倡導和宣傳國民意識。他說：“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哀時客：《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清議報》第30冊。梁啟超批判了屈從專製的奴隸思想，認為：“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第16頁。號召人們洗刷奴性，樹立國民意識，並且把救國與民主聯係起來，提出“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故愛國必自興民權始”的“民權救國論”《愛國論》三、《民權論》，《清議報》第22冊。以民主愛國取代忠君愛國，為愛國主義開辟了新境界。圍繞闡發這一思想提出的國民與奴隸、朝廷與國家、國家與國民等範疇，經過青年。學生的吸收理解而廣泛傳播，初步奠定中國民主政治生長的思想基礎。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愛國與民主結合促使民主化由思想進程變為實體追求。既然主權在民，民眾是國家主人，當然需要體現和代表民意的權力機構。專製政權不給民權以立足存身之地，民眾隻好另辟蹊徑。1900年。的上海中國議會，是一次在清政府之外實行分權的嚐試。與戊戌時期要求參政分權不同，由依靠或通過皇權到國民自設權力機構，民主進程邁出實質性步伐。不過，中國議會並未公開否認清廷，隻是“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孫寶瑄：《日益齋日記》。。其直接要求為議政權。這種權力資格是非常情況下應急之策所必需，而且具有象征性。政治上更加激進的留日學生態度要強硬得多。1901年。東京留日學界為了抵製新政誘惑，發起國民會，取代瀕於解體的勵誌會。其公開宗旨為“革除奴隸之積性，振起國民之精神，使中國四萬萬人同享天賦之權利”。實際上“以革命為宗旨”，擬“運動各埠華商，刺激內地誌士”《敬告國民會發起諸君》，《蘇報》1903年。6月4日。。該會章程規定：“凡中國之人，苟有願為國民而不願為奴隸者，無論海外內地，皆可入會。”並表示要搜集和取法“東西各國政黨之章程”，“與各國政黨時通聲氣，以為將來辦理外交之地；聯絡海內外中國各會，以期共濟”《蘇報》1903年。5月31日。。國民會政黨色彩較濃，又儼然以國民權力代表自認。由於缺乏相應的條件，籌而未成，便告流產。但準備作為該會機關報先期出版的《國民報》，則成為早期激進民主思想的重要宣傳陣地。
中國議會與國民會的出現表明，由於清政府拒絕與新興勢力分享政權，而後者暫時無力領導民眾以政府形式與清廷公開對峙，或是取代其位置，嚴重的民族危機又迫切需要他們承擔起現政權不能履行的內外職能，於是促成同時兼有政黨、政權雙重性質的民間政治實體實行外在分權。表麵看來，他們仍然承認清政府，隻是部分代理其力不勝任的職能，實際上，承認是手段，分權則是目的。離開表麵承認這一前提，外在分權無從實現；而沒有外在分權要求，表麵承認就失去意義。因此，這種帶有間接性的承認，有別於接受王朝對臣民的絕對統治。國民不能立即實現主觀上已達到的否定，便以內部民主聚合抗拒專製政權的直接控製，使其統治權限隻能界臨外緣，從而維持有距離的共存。中世紀西歐自治城市與封建領主之間，就存在過這樣一種外部承認與分權關係。當然，這類政治實體對外隻代表民眾，其作用並非政權與政黨職能的完整疊加。所以，曆次愛國運動中，開明士紳、商人和學生均試圖排開統治者直接對外交涉。國民會將國民觀與民族性相合，反映了這種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