帷幕後的革命預演
國民會得到學生的全力支持還有一個潛因，即蘊藏其中的革命精神和組織動力。表麵看來，國民會與曆次反帝愛國鬥爭一脈相承，沒有顯著區別，實際上，前此的救亡運動隻是廣義上屬於民主革命範疇，而國民會則是帷幕籠罩下革命的直接預演。
國民思想本是容易導致共和革命的政治觀念。從理論邏輯意義看，國民是國家主人，政府為國民公仆，國家事務應由國民決定，政府不過是執行機構，其自身的存廢亦須取決於國民。從現實上看，清政府專製腐敗，喪權辱國，非但未能履行國家職能，反而成為民族獨立與興盛的障礙。前提具備，餘下的隻是簡單推理和心理突破。狂熱鼓吹過國民思想的梁啟超及其追隨者們，也不免受自己理論宣傳內驅力的促動，曾一度情不自禁地傾向革命。隻是在祖師爺康有為的訓斥脅迫之下，才足不前，臨歧而返。也許由於禮教忠孝觀作祟，康有為不忍背棄有恩於他的明君，梁啟超則不忍反對有教於他的師尊。但要在國民思想體係中為皇權帝製保留一席之地，也難為了梁啟超這位才子，他不得不常常自我解嘲似的曲意辯解，顯出師徒之間的思想間距。而未沾“龍恩”點滴，卻大受專製之苦的青年。學生，更難容忍這個馬廄牛圈繼續存身。在國民思想影響鼓動下奏響的國民會第一樂章，就是金鼓齊鳴的革命進行曲。此後，思想激進的青年。學生無不以國民自命，日益擴大的影響還滲入革命黨的政綱之中，同盟會的《軍政府宣言》即以“國民革命”為口號，而用“中華國民軍”作旗幟。1903年。的國民總會在革命分子影響下，也閃現出激進火花，溫和派要改變組織的政治宗旨，就不得不連名稱一並更換。國民思想在傳播中與學生關係日益緊密。梁啟超在鼓吹國民思想最為狂熱的時期，很自然地對中國民主化的青年。先鋒寄予厚望。一旦退縮，對學生的態度也立即改變。不過，理論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對獨立性。創立傳播者不辭而別，理論固有的特性並未隨之消失。國民思想的革命內涵在梁啟超告別共和後依然熠熠生輝，鼓舞和推動廣大青年。學生與君主專製進行鬥爭。國民、學生與革命，構成民主化進程從思想到組織到運動形式的聯係環節。
1911年。的國民會不僅客觀上具有革命內涵，而且是在革命黨人有計劃有目的地發動組織下產生和形成的。它負有公開反對列強侵略，秘密聯絡力量，配合響應廣州起義的雙重使命。政治上堅定徹底的獨立姿態，與組織上的革命動力和中堅密切相關。1911年。1月，同盟會在香港設立負責籌備廣州起義的統籌部，派熊越山赴東京主持工作。熊擔任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後，與同盟會東京本部負責人劉揆一、李肇甫等人一起，發動留日學生組建國民會。在成立大會上，劉揆一、劉貴炎、陳策、何畏、夏重民等同盟會員相繼演說。該會理事長即由同盟會書記部書記李肇甫擔任，4位章程起草人也都是同盟會員。他們借留日學生歸國組建國民會為掩護，將革命骨幹派往國內各地，發動和聯絡力量，響應廣州起義。有案可查的27位正式歸國代表中，同盟會員占18人，還有一批同盟會員則借機潛回國內。小島淑男：《中國國民會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叢刊》第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