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一生曾擔任過兩所大學的校長，一所是眾所周知的北京大學，另一所則是湮沒無聞的中國公學。
1952年12月23日，寄居美國多年的胡適應邀返台講學，其間專程抽暇出席中國公學校友會舉辦的歡迎會。對於胡適本人來說，北大校長的輝光固然令他驕傲，但他執掌中國公學兩年的過往卻同樣是一份榮耀、一份牽掛。
在胡適和這幫校友的心目中，盡管中國公學名氣並不大，且早在幾十年前就已伴隨日軍的炮火煙消雲散，卻因其特殊的曆史地位而注定成為一種永恒，正如胡適在當天的致辭中評價說：“中國公學的‘校史’，實在可以算作中華民國開國史和中國教育製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榮、它的價值，將是不朽的、崇高的。”
這是胡適所有的驕傲之所在，也是中國公學所有的驕傲之所在。事實上，作為近代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之一，從醞釀籌劃的那一天起，中國公學就承載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家國、關於大學的恢宏夢想與期許，深深地烙上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鮮明印記。
“教育救國”的呼喊與追尋
中國公學的命運，其實就是國家民族的命運。
中國的近代高等教育，是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與滿臉鄙夷中誕生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教育救國”的共識下，退無可退的清廷痛定思痛，決定“雙管齊下”：一方麵在國內模仿西方大學創設一些新式學堂，如1895年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成為近代中國大學的肇始；另一方麵，派遣大量年輕學子到日本留學，從1896年到1905年約十年間，至少有五萬人在日本接受了各式教育，尋求崛起之道。
當時境地下，國人向西方學習，拜列強為師，顯然並非出於本心，而是一種無奈而現實的選擇：一旦時機成熟，振興國內教育，才是真實的追尋。中國公學的誕生，便帶有這樣的意味。1905年12月，因抗議日本文部省頒行《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大批留日學生憤而回國，商定在上海自辦一所學校，“以謀造成真國民之資格，真救時之人才也”。
學校定名“中國公學”，取意於“中國人公有之學校”，既帶有強烈的對外自立色彩，又寄寓著鮮明的家國情懷：“中國公學不啻為中國民族能力之試金石也者，如能成立發達，即為全國之人能力優勝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發達，亦即我全國人能力劣敗之代表也。”在創辦者們看來，中國公學就是國人獨立夢、崛起夢的承載者和踐行者，若不能成功，中華民族的未來也就無從談起了。
胡適曾經說過：“中國公學的創辦，在表麵上是因為一部分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政府取締留學生的規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動地舉辦學校，但實際上，這批留學生都是革命黨人。教員中有於右任先生、馬君武先生……這都是當時革命的中堅分子；同學中，大部分都參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參加黃花崗之役的饒輔廷烈士，都是當時的同學。”一時間，中國公學確實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大機關”。
辛亥革命事起，中國公學裏的革命力量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悄然崛起，學生中約一半人都參加了革命黨，“樹勳立業之人多有出自中國公學者”。1911年夏，實際主持校務的幹事王敬芳赴南洋群島募捐，動員說服僑商“認捐銀一百七十餘萬圓”，其間聽聞孫中山亦正在海外積極籌款，遂慷慨承諾將此筆募捐移作革命軍費。此舉令孫中山十分高興，當即也慷慨承諾，“俟成功後，本黨照償原款，並更加補助”。
由於這一因緣，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盡管各省經費緊張，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領袖一如前諾，毅然加入中國公學校董會，積極為之奔走募捐。黃興、熊希齡更一度出任掌校之職，欲振公學雄風。中國公學在中華民國開國史上的地位，由此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