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整合後的院係，在實力上得到較大程度的提升。胡適尤其重視院係 “領頭羊”的隊伍建設，親自兼任文理學院院長，並邀請高一涵擔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各學係主任的人選，如政治學係主任羅隆基、數理學係主任胡耀楣、經濟學係主任劉秉麟等，亦是一時之選。
1929年春，中國公學再度調整院係，變為三院六係，即“文理學院，屬此者為文史學係，數理學係；社會科學院，屬此者為政治經濟學係，法律學係；商學院，屬此者為普通商學係，銀行會計學係”8。至此，胡適、楊亮功時期的院係調整基本到位。
在胡適、楊亮功的精心經營下，經曆驅逐校長風潮的中國公學迅速恢複元氣，聲名遠播。楊亮功到校後不久，即著手辦理招生，但由於當時風潮剛過，一切尚未理順，報考者僅有百餘人，最終錄取30餘人。到了1928年8月底第二次招生，報名人數已逾千人，最終擇優錄取了300餘人。等到1929年秋季開學，學生已增至1300餘人，以至於原有的吳淞校舍已無法完全容納，隻得將社會科學院搬至上海閘北八字橋租房上課。
這場搬遷，還引起一場不小的風波。由於遠離大本營，且是租借民房上課，條件有限，設備簡陋，導致很多師生情緒低落，甚至心生抵觸。胡適晚年的秘書胡頌平當時就讀於中國公學，也是堅決反對將院係遷往上海的一員。許多年後，他還記得在暑假裏的某個夜晚，社會科學院全體同學召開大會，展開激烈辯論。這時候，學校秘書長丁鳥音走進會場，將胡頌平一把拉到旁邊的辦公室裏，說了很多話，大意是讓他勸大家別再鬧了，否則可能會出亂子。最終，大會還是通過了搬遷的決議。
其實，對於胡適、楊亮功來說，如果不是學校經費困窘，無力營建新校舍，何至於非要搬遷校舍、租房上課。更多時候，也是一種無奈之策吧！
學生“挑”名師
胡適的好友、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先生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個學校究竟處在什麼位次，最主要的就是看其聘請教授的素質。對於這一點，胡適與楊亮功的觀點是高度一致的：即便中國公學再窮，也要出高薪聘請名師！
在給教師的薪金上，胡適和楊亮功絕不吝嗇：別的學校每小時講課費5元，中國公學就開出每小時6元的條件，吸引名師加盟。加上胡適憑借自身在學界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亦促動不少學人前來幫忙。
對於教授的聘請，胡適和楊亮功相當慎重，“我們認為一個學校的優劣，完全看它所聘的教師為準，故美國教育界曾有一句流行話：‘教師如何，學校如何。’一般學生上學，與其說是選擇學校，毋寧說是選擇教師”9。中國公學當時采取的就是自由選課製，凡不受學生歡迎的教授根本就無立足之地。
據中國公學畢業生徐鳴亞回憶，胡適、楊亮功時代的中國公學，不像現在的大學，教務處把各班的課程表排好後，學生們就按照課程表上課。那時，教務處隻負責把聘好的同一科的教授姓名和上課時間公布出來，由學生自行挑選。學校規定30人一班，超過了30人，係主任不簽字，學生再去另選。達不到30人的課程，自然取消，開設這門課程的教授自然也就無書可教，隻能走人。
即便設置的門檻如此之高，但在胡適、楊亮功的努力延聘下，中國公學還是在短時間內雲集了大量教育界的精英，比如社會科學院院長由高一涵擔任，主要教授則有張慰慈、劉秉麟、楊鴻烈、陳顧遠、劉英士等人；中國文學係則由陸侃如、馮沅君主持，聘有沈從文、馬宗霍、白薇等人；英文係則有梁實秋、袁昌英、蒯叔平、葉公超、謝子堯等人，“大致說來，全校所聘教授以文科和社會科學的人選較為整齊”。
社會科學院院長高一涵，安徽六安人，生於1885年。1911年，自費赴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開始係統接受政治經濟學教育。1917年7月，畢業回國，隨李大釗搬至朝陽門內竹竿巷，專事《甲寅》日刊的撰稿、編輯工作。1927年1月，經陳獨秀、章伯鈞介紹，高一涵到武昌中山大學任政治學教授、政治係主任。“四一二慘案”後，高一涵避居上海，在上海法政大學任教，兼政治係教授。到了1928年4月，胡適接手中國公學，高一涵遂應邀到校擔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本科教授。於是中國公學裏多了一份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