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中國公學，人心渙散，風雨飄零。
正如胡適所說，“中公學風真不壞，而十九年下季的風潮使不良分子與浮囂分子得出頭做主，遂致大亂而不可收拾”。大亂之後，校董會無力掌控局麵，隻得拱手將大權讓渡給了教育部。
政府勢力的介入，雖然暫時平息了風潮，卻成為一隻“無形之手”，或多或少影響著原本應該獨立的大學決策。而兵燹之災，更讓飄零中的中國公學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吳淞校舍。
1932年8月，劫後餘生的中國公學校董會決定停辦學校。後來，雖幾經複校努力，均告失敗。至此，中國教育史的一段傳奇畫上了並不完美的句號。
朱經農：犧牲自己，來作緩衝
推選朱經農執掌中國公學，是胡適最先提出的。1931年1月23日，在奉勸馬君武辭職的同時，他寫了一封信給蔡元培，“談中公事，我主張推朱經農長中公”。
朱經農，原名有畇，改名經，字經農，祖籍江蘇寶山，1887年8月生於浙江浦江縣城。1904年到日本留學，後因反對日本政府頒行“取締規則”，毅然返國，就讀於中國公學，與胡適、任鴻雋同班。1908年，因對中國公學三幹事擅自修改學校章程不滿，朱經農、羅毅等人組織校友會，與校方相抗衡，被定性為“有意破壞公學”而遭開除。朱經農一氣之下，帶著167名同學集體退學，創辦新中國公學，被推舉為三幹事之一，邊當學生，邊當教員。由於學校經費困窘，朱經農一度壓力過大，神經錯亂，跳河自殺，幸好被人及時救起。
新中國公學歸並中國公學後，胡適一度思想消沉，墮落潦倒，朱經農作為兄長還規勸過他，為此後來胡適寫有《朋友篇——寄怡蓀、經農》一詩表達感激之情：“少年恨汙俗，反與汙俗偶。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1916年，朱經農赴美留學，與胡適有了更多往來。胡適關於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剛醞釀成熟，便喜不自勝地寫信告訴了朱經農，可見兩人關係之近。
1921年回國後，朱經農曾先後在北京大學、商務印書館、滬江大學任職，後到教育部任普通教育司司長、常務次長。在教育部任上，對中國公學立案、辦學等頗為關注，暗中給過不少幫助。對於政府勢力介入大學，幹擾辦學獨立，朱經農是頗為不屑的。1931年2月1日，他曾寫信跟胡適“私談”：“現在中國的政客，看見教育界有一種潛勢力，所以都想來操縱教育。前年政學係之於北京農大、法大，研究係之於上海中國公學、自治學院等，都是想做‘一色清一番’。現在國民黨如果想黨化國立大學，也未必有好結果。大學校不是軍隊，不能不容許學者思想自由與講學自由。若排除異己，則除善阿諛者外皆不能自安。現在報紙發表的文字，把一個校長弄得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我看了之後，不知什麼緣故，總覺得有點肉麻。”1
命運，往往充滿巧合。寫完這封信沒多久，教育部臨時接管中國公學，急需物色一位各方都能接受的新校長。可能是胡適向蔡元培的推薦起了作用，實際主持教育部工作的陳布雷四次托人前往遊說朱經農出任校長，後又親自上門勸駕，但一直未能說動朱經農。
朱經農有很現實的考慮。自兄長去世以後，他的家庭經濟負累較重，當時在考試院任職，每月可拿400餘元的薪水，支持兩個家庭用度“猶感竭蹶”，如今要他放棄這樣的職位，去選擇月薪隻有200元的校長職務，實在為難，“故再三堅辭，仍不獲諒解”。
陳布雷沒有放棄，繼續遊說，蔡元培、王雲五等人也不斷勸說。朱經農最後答應，如果蔡元培或於右任同意出任校長，他願意以副校長資格暫時幫忙。蔡元培當時正被“擁馬派”攻擊，一心隻想退出，不願來收拾這個殘局。於右任之前到校，本來就抱著臨時維持的心態，在遭到抵製後也不願再過問中公之事，於是推薦好友邵力子出任校長，得到校董會同意。邵力子提出，要他出任校長可以，但必須請朱經農出任副校長。
事態相持之下，王雲五向朱經農出示胡適寫給他的信，對多數好學青年失卻求學機會深表惋惜。朱經農看後，當晚即決定出任副校長，“然個人之利害，個人之痛苦，已無法顧及矣”。
本來朱經農考慮在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繼續兼職，每周兩邊各待三天，這樣可以保證經濟不致發生大困難。但考選委員會委員長邵元衝稱“專門委員絕無兼辦學校之可能”，無奈之下，朱經農隻得辭職，專心到中國公學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