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人事調整，邵力子和朱經農最感滿意的是戴君亮。戴君亮是湖南人，善治民法學，留日學生，曾在北京大學任職，朱經農說：“我們得到戴君亮兄擔任教務長是一件可慶幸的事，他的頭腦清楚，態度公平，辦事精幹，使我減輕負擔不少。”學校裏的一些重要崗位被國民黨勢力占據，令很多師生不滿，比如對於擔任秘書長兼總務長的朱應鵬，當時就有學生寫信給胡適，表達內心的憤懣：“三年努力之中公，完矣。以一未受高等教育之人出任秘書長，大有權傾一世之概，教職兩方均為其把持，時人竊笑其為鄉壩老吃壽酒，雖謔亦逼真。”“隆盛的中公，為一、二人意氣所送，用人亦難矣！”6
但求問心無愧，豈能盡如人意。平心而論，邵力子接手中國公學，還是想做一點事情的。到任當月，即呈文教育部，請求補助經費。在3月20日的這份呈稿裏，邵力子先是大概描述了中國公學的重建情況，“數周以來，精神氣象鹹為一新，此後關於校務、訓育諸端猶當改進，期無負大部作育之望”，轉而進入正題：
惟是教育雖首重精神，而善工必賴利器。屬校常年經費，合校董撥助及學費收入，僅足維持，向無餘羨可以增加設備。數年來，一切惟有因陋就簡，常循舊軌。查此次接收之時積欠近兩萬元。現在屬校學生總數達一千二百人，本科學程凡一百五十門，預科分級凡五，而足資授課之教室僅十二間有奇；圖書二萬餘冊因無專館，僅就教室分間陳覽；理化器械多屬陳舊，必須添置。是數者在大學中靡可稍缺。特欲完成斯種設備，非借助他山不可。近聞滬上各私立大學有聯名呈請鈞部轉求補助之舉，當時以屬校正在改組，未及列名。伏思屬校以往成績既不後於他人，今後設施亦當力求完備。大部如能俯準各校之籲請，當不坐視屬校之向隅。是用單獨具呈，請求鑒核，準予並案提出國務會議，指定的款補助，俾增設備而利進行。7
這封信寫得言辭懇切、不卑不亢，很快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正麵回應。在以“兼理教育部部長蔣中正”名義發出的密令裏，教育部表示，近年來，中央財政也很拮據，對於各私立大學實難兼顧，但考慮到中國公學情況特殊，自創辦以來，頗有成就，因而“於萬難設法之中勉為籌措”，補貼國幣一萬元，專項用於購置圖書和儀器。
偌大一所學校，僅有這麼一點補貼，肯定是杯水車薪。4月30日，邵力子又呈文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兌現孫中山時代承諾的40萬元整理公債票，並將之更換為有息債票，作為公學基金。但此事後來似乎又是不了了之。
就在這時，老校長胡適又寫來“催債信”，提醒邵力子和朱經農“特別注意”幾件賬目：一是馬君武時期借的宿舍建築款，應繼續依照合同分期付款；二是熊克武、但懋辛兩校董墊付的辦學款，之前已陸續還了一些，但還剩1.1萬餘元，可等學校經濟寬裕時陸續撥還；三是王敬芳擔任校長期間曾欠下幾筆借款，都得到過胡適的口頭承認，但未有學校正式函件，希望“校中與以追認”。這些債務很多都不是胡適經手的，但他考慮到邵力子出任校長的中國公學中，唯有朱經農是舊時相識，其餘的“皆與學校無關係”，因而主動寫信溝通，並不希望即能撥還，隻要校董會考慮後承認即可。
邵力子任內，雖然每年招生學費可達7.5萬餘元，但扣除各種舊債、辦公經費，所剩無幾，顯然無法逐一償清這些債務。1933年3月，正大銀行就寫信給校董會董事長蔡元培，言辭激烈，要求償還當年借下的建築款，“豈可為區區而致涉訟公庭”！
經費的緊張，難免掣肘著邵力子的重建計劃。在就任典禮上，他曾許諾要增設理學院或者工學院，要將中國公學辦成一個完全的大學。然而建設理工學院，要比文商學院投入更多，特別是儀器和館舍的建設費用，勢必不菲。為此，邵力子除了不斷向政府呈文要求撥款資助外，還向社會人員四方遊說，爭取更大更多的經費支持。
在現存的中國公學檔案資料裏，有一封邵力子致杜月笙的函稿，內容主要是感謝杜氏為中國公學捐款：“頃奉錢芥塵先[生]手書，敬稔前承台端慨捐銀幣叁萬圓正，業已存入先施公司待領。惠風膏雨，遍地陽春，雲天隆情，曷勝銘感！其除呈請教育部照章褒獎外，並派敝校朱副校長經農先生暨事務主任胡獨鳴先生隨帶收據踵前拜領。”8這筆錢後來被用於科學館建設，成為邵力子任內對於中國公學做出的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