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時代便癡迷於詩，很有些癲狂的時刻。寫詩影響了我中學時期學業的全麵發展，及今思來，尚是後悔不迭。但因為學詩而“認識”了林庚先生，卻使我受益良多，是終生引以為幸的。那時不知是由於什麼機緣，我讀到了林庚先生的詩（隨後，還有何其芳和辛笛的詩）。林先生早期的自由體詩，一下子便令我傾心。開始是默默地讀，讀熟了便偷偷地學著寫。我覺得他那些含蓄的韻味、委婉的語調，能夠傳達我那時對於生活那種朦朧的、捉摸不定的感受。當然，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充盈在林先生所有的詩創作中的那種“唯美”的追求。
那時我寫了不少這樣的“林庚體”。有些詩發表在家鄉福州的《福建時報》和《星閩日報》的副刊上，時間大約是1948年和1949年。它們是我的詩歌處女作。我年輕時和許多文學青年一樣，做過詩人夢，斷續地寫詩直至進了北大。但我和他們不同的是，我很早便覺悟到我成不了詩人，直至最後放棄了詩的寫作。但我承認在我的所有習作中，寫得最好的，還是我學習林庚先生（混合著何其芳和辛笛的影響）的那些詩。林先生也許並不知道，在我的心中，他始終是我的詩歌啟蒙者和引路人。盡管在漫長的歲月中，我無緣認識林先生。
真正拜識林先生是在我1955年考進了北大之後。進了北大，我就理直氣壯地成為了林庚先生的真正的學生了。我入學的時候，林先生大約剛到四十歲，風華正茂，卻已是北大和全國知名的大學者了。那時林先生為我們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史，是隋唐五代那一段。林先生講課令我們著迷。他講詩人的作品，不僅是在具體的時代氛圍中講，而且能夠“置身”在詩人的具體寫作環境中講。因為林先生本身是詩人，有很多實際的創作經驗，他知道創作的甘苦。這種從作品“回到”創作情景中去的學術研究的路子，是我從林先生那裏學到的，一直影響著我的學術工作。
最令我們不忘的是他那細致的藝術分析。在別的老師那裏可能是簡單地一筆帶過的地方，林先生卻是條分縷析，如剝筍般地層層深入，直抵那藝術性最核心的也是最精華的部分。他對古詩中“木葉”（“無邊落木蕭蕭下”）一詞的剖析，我是當時在課堂親耳聆聽的。那時的欣喜無以言狀。50年代中期，表麵上雖有百花齊放的提倡，而內裏卻依舊是嚴厲的言論控製。林庚先生的課堂講授，他對於文學作品中的藝術性的重視，是要承擔風險的。林先生未必不知，卻是坦然對待。記得有一次係主任召集會議，聽取學生意見，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我說林先生的課講得好，還引了“木葉”的例子。記得當日的會議主持者聽了，明顯地流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態。
我不知道當日的天空中正醞釀著狂烈的風暴。隨後呢，不僅是“木葉”遭到了批判，而且林先生的“唐詩的黃金時代”，乃至“布衣精神”，也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譴責。那是一個以政治掩埋和吞噬藝術的年代，林先生的“唯美”的學術傾向，是有悖於世的。1958年“大躍進”中，我們這些無知而又天真的學生們，響應了“拔白旗，插紅旗”的號召，也真真假假地把林先生當了批判的對象。但在我的心中，林先生還是林先生，他的學術精神，他的人格魅力，是我以畢生的心力傾慕他、追隨他、仿效他而始終難以達到的。
林庚先生是北大的驕傲。他的學術操守，他的人格力量，始終代表著北大的傳統精神。他默默住在燕園平靜的一角，不與世隔絕，卻與世無爭；雖然身居深院，卻總是心憂天下，縈懷於萬民的憂樂。林先生平生自奉甚嚴，淡泊名利，視功名如草芥。他始終堅守他的布衣精神，以平常心，做平常事，過平常的日子。他名滿天下，著作等身，培養了無數弟子，卻依然清清雅雅，淺淺淡淡，一副平常居家的樣子。
燕南園是嵌在北大校區中心地帶的一塊綠寶石。不大的院子，鬆槐夾峙，竹影婆娑，一個清雅的所在，卻是大師雲集的地方。這裏住過馮友蘭、朱光潛、王力、周培源……這些老師的家我都進過，林庚先生的家更是多次拜訪。隻有在這裏，你才知道什麼是淡泊，什麼是寧靜。這些老師的家都很平常，好像除了書籍，別的都不起眼，或者都不重要。林先生的家更是如此，絕對與豪華無涉，說是清貧，卻未見過分。有一個廳，卻是連一套像樣的沙發也沒有。記得有一個過時的冰箱，倒是被放到了顯要的位置，這就越發顯示出“家無長物”的特殊境況。
固守清貧生活，固守布衣精神，在林先生那裏，精神的富足是永遠的和絕對的。在往常，我們經常在燕園的林蔭道上遇見林先生瀟灑的身影，步履矯健，衣袂隨風，恍若仙人。這些年，林先生退休了，卻沒有停止過他的學術活動，新詩的形式問題，楚辭和唐詩，古典小說和文學史，都是他思考的世界。老師們退休得早，收入並不豐厚，倒是應了“清貧”二字。但林先生安貧若素，不改其樂，前些年精力旺盛時，還經常引吭高歌，林先生是美聲唱法，是漂亮的男高音。風雅絕倫，風流倜儻若林先生者，我認定他是李白一類的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