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世紀，黨項族第三代西平王拓跋元昊在我國西北地區建立起王朝，國號大夏，世稱西夏，並不斷對外擴大疆土，管轄範圍包括今天的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的廣大地區。
這個神秘王朝先後有10位帝王登基，存在了190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滅亡。雖然僅存不到200年，但是西夏人卻創造了異常璀璨的文明。西夏建國前夕，已經創製了民族文字，當時稱為“番字”、“番文”或者“番書”，後世稱為西夏文。無論是立國以前，還是在立國以後，西夏的統治者都提倡儒學，發展漢學。他們實行了科舉製度，在所轄各地興建學府，並且大力弘揚佛教。地處漢、印度和西方文化等諸多文化中間的西夏，成為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在我國古代史上曾經舉足輕重的王朝，一個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擁有係統的典章製度的政府，元朝史臣在給遼、金、宋三家修纂專史時，卻沒有給西夏留下一部分量相同的紀傳體專史，而隻在遼、金、宋三史中用一、二卷的篇幅給西夏作了簡略的概說。
西夏無專史，不僅宋、金、元諸史少了一部可供互相參考的珍貴文獻，也使當時公私擁有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納入一部專史而從此逐漸湮滅亡佚。相比之下，五代十國中有的王朝地域並不寬廣，時間又十分短暫卻反而擁有專史記載，這不能不說是曆史對西夏的不公正。
也許是感受到了這種遺漏，自清代乾隆、嘉慶以來，不少學者曾就前代文獻作過拾遺補闊的工作，想給散佚數百年的西夏曆史作些部分的補償。但發現散布在各種著述中有關西夏的關鍵史料實在是太少了。1804年，清代考據學家張澍在甘肅武威城內清應寺中，拆封了前人封砌的壁壘，發現了著名的西夏文、漢文合璧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並判定碑陰書體為西夏國書。這是西夏主體民族黨項族在元明之際逐漸消亡，西夏文字因不再使用而成無人識讀的死文字後，曆經數百年首次被發現和判別。至此，中國學界才拉開了獲取西夏資料的序幕。
1907年3月17日，俄國人科茲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學會委派已結束對中國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準備開始他的第4次遠征。他得到了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的召見，接受了沙皇賜給的3萬盧布以及步槍、左輪手槍和子彈。
1908年3月，科茲洛夫一行抵達蒙古巴登劄薩克王爺駐錫地，即將進入荒漠。科茲洛夫努力與當地老百姓，特別是與代表清政府管轄這一地區的王爺搞好關係，對巴登劄薩克王爺和土爾扈特達希貝勒等盛情宴請，代為請封，並贈送了左輪手槍、步槍、留聲機等禮品，得到了王爺所遺的向導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據民間傳說，黑水城的一座佛塔封存有大量的寶藏和文物。貪婪的科茲洛夫就是奔此而來。他們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探察和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要求進行”，“對發掘品未作嚴格記錄”。最後，他們將所獲的佛像、法器、書籍、簿冊、錢幣、首飾等裝了10箱，共重約160公斤，通過蒙古郵驛，經庫倫（今烏蘭巴托）運往彼得堡。
客觀地講，科茲洛夫的首次盜掘所獲並不算豐富，對他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遺址，雖然當時他不可能意識到這一點，也許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盜掘物運抵彼得堡後，俄國地理學會很快就作出了鑒定反饋，因為其中有以西夏文這種早已消失、無人能識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寫的書籍和簿冊，引起了敏銳的俄國漢學家鄂登堡、伊凡閣等人的驚訝和重視。
1908年12月，科茲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學會要求他放棄前往四川的計劃，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時間從事進一步發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茲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與考察隊保持著“愉快的關係”的土爾扈特貝勒的幫助下，雇用當地民工，由俄人指揮，在城內城外各處重新踏勘發掘。
6月12日，他們打開了西城外一座高約10米，底層麵積約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現在眼前的竟是層層疊疊的多達2萬4千卷古代藏書和大批簿冊、經卷、佛畫、塑像等等。後來俄國人驚呼，他們簡直找到了一個中世紀的圖書館、博物館！他們在因此次發掘後名聞遐邇的佛塔內整整工作了9天，取出文獻和藝術品運往營地，粗粗分類打包後，以40峰駱駝裝載數千卷舉世罕見的文獻與500多件精美絕倫的藝術品，踏上了西去的歸途。令人可氣可恨的是，愚昧的持“友好態度”的土爾扈特貝勒還帶著自己的兒子及全體屬官，騎著高頭大馬來為他們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