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避風港
1933年，德國劫難開始了。戰爭瘋子希特勒上台後先在文化上進行大屠殺，大部分在德國乃至世界上有影響的德國作家開始了流亡生涯。黑塞於1923年已獲瑞士國籍，因而得以逃脫希特勒的魔掌。但黑塞是個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作家，他不會把自己封閉在書房裏不問窗外事。當許多德國作家無處安身時，黑塞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家成了德國作家逃亡路上的第一站，他們在黑塞家裏先喘口氣再作進一步的打算。黑塞在家裏為他們的到來支起了床，盡可能地做好物質上的準備。錦上添花固然好，哪有雪裏送炭見真情？黑塞這時提供的無私幫助是向熟悉的不熟悉的、知名的不知名的作家朋友捧出的一顆金子般的心。黑塞不僅提供盡可能多的物質幫助，而且對朋友們進行心靈上的撫慰。完全撫平朋友們心靈上的褶子是不現實的，但可以通過和朋友們聊天談心排遣他們的煩惱與寂寞。托馬斯·曼，這個一生中隻與黑塞見過三次麵、但友誼卻維持了一生的朋友回憶當年到黑塞這裏來的情況時寫道：“14年前，當我經曆了喪失家鄉與家的第一次打擊時，我常常逗留在堤契諾他那美麗的房子和花園裏，這裏我才與他有了私人的接觸。我當時多妒忌他啊！不僅妒忌他在自由天地裏的安全性，而且特別妒忌他先於我及時獲得的精神上的自由，妒忌他與所有德國政治保持的哲學上的距離。在那些困惑的歲月裏，沒有比與他談話更使人寬慰、更有療效的事情了。”
黑塞給這些流亡者和難民盡可能多的幫助也是出於一種羞愧感。他總覺得自己沒受戰爭之苦，住房寬敞舒適，有兩個書房、有傭人是一種奢侈，他知道他的富裕生活不會引起朋友們的嫉妒，但他總覺得自己過去窮，窮得連褲子都起毛邊，而現在其他許多作家都不得不流亡，生活無著落，自己卻過著舒適的生活，所以感到慚愧。
黑塞不僅一直遠離公眾生活，與文學界的聯係也是很有限的。在自由和平時期來往不多或者沒有聯係的同仁，現在也因共同反對希特勒而有了來往。這不，布萊希特也和當時的德國流亡作家一道來拜訪黑塞了，他們在一起談起了德國政權的焚書罪行。黑塞一直都很欣賞布萊希特的詩和小說，認為他是無產階級作家中真正的作家。
朋友們的到來也給黑塞帶來了愉快。馬丁·布伯是位猶太作家，黑塞稱他為“猶太人中思想精英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是“智者”，是“很高的倫理與人道主義的代表”。他來到黑塞這裏也給黑塞帶來了幸福與快樂。
黑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圍攻的經曆給了他致命的創傷，用他自己的話說“幾近個人的毀滅”。所以在希特勒當權後，黑塞采取一種中庸的態度，他說：“我寧可被法西斯打死／也不做法西斯／寧可被共產黨打死／也不做共產黨！”黑塞是個地地道道的獨行者，他不參加任何黨派，對任何意識形態都不感興趣。可有一點他的態度很明確，那就是反對一切暴力：“我是個受過印度文化與基督教教育的獨行者，認為任何改變世界曆史的意願、任何想通過武力、議會群毆或發動戰爭等改變世界的願望都是荒唐的、錯誤的……基於這種認識，我認為一切通過武力來改造世界的努力都是錯誤的。”
但黑塞卻以另外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世界文學文庫》中自然有不受德國當局歡迎或者遭禁的書目。當德國那邊要求他對不合時宜的地方進行修改後再出版時，黑塞堅決拒絕了。
黑塞雖然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但他有著自己鮮明的政治立場，那就是堅決反對民族主義。當德國舉國上下都被希特勒鼓吹的民族主義衝昏頭腦時，黑塞卻保持著理智。他洞隱燭微，指出德國這種思潮必定把德國帶入戰爭深淵。黑塞這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認知力使他陷入了一種孤立，但他寧可做個孤獨的人，也不願隨社會潮流而動。他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和羅曼·羅蘭的共同點是我們兩人和多數的德國青年隔絕。我們完全背離所有的國家主義……我們認為國家主義是落伍的感傷主義，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危險。全國有四分之三的青年醉心於希特勒和他愚蠢的口號中；我們能直接行動的道路幾乎完全被關閉，或許時間會帶來改變。就像羅蘭因特別反國家主義而背離了法國同胞，我對德國現在這種國家主義的形態感到厭惡。我認為那是德國政治上的愚昧、虛偽和幼稚，勢必引發第二場戰爭。
事實被黑塞言中了。
弟弟之死
1935年冬季的一天，黑塞接到一個消息，他的弟弟漢斯突然失蹤了。黑塞坐立不安，與妻子來到弟弟的家。一天過去了，仍不見弟弟蹤影，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他的心頭。果不其然，弟弟所在教區的牧師來到黑塞麵前，告訴他警察已經找到了他自殺身亡的弟弟。黑塞幫助弟妹料理了後事，給弟弟下了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