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說道：“達令，這事一定要查清楚，要不這類事還會不斷發生的！”
蔣介石點點頭，上山後即令戴笠暗中調查此事。為了真正緩和矛盾，他采取軟化粵方的方針，首先恢複了李濟深的黨籍，並把軟禁中的胡漢民選舉為中央政府局委員和國防委員。
蔣介石事後分析，太乙峰行刺事件的幕後雖是“西南派”，但真正實施行動的一定另有他人，他們不會那麼傻，如果直接派殺手，萬一敗露，場麵不可收拾。那麼，這個膽大包天的殺手會是誰呢？
時間一天天過去，戴笠雖多方努力，廬山行刺事件仍無結果。並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24日，上海《申報》又刊載了一則驚人消息：“財政部長宋子文偕機要秘書唐腴臚及衛士六人，昨晨七時由京乘快車抵滬。宋等下車後出月台，方入該大廳，過訊問處，在候車室門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彈、盒子炮、手槍向宋猛射，宋之衛士也拔槍還擊，一時子彈橫飛，煙霧彌漫，北站大廳忽變成戰場。當時正值旅客出站，聞聲後四散驚走，秩序大亂。結果宋氏自身幸免，秘書唐腴臚則中數彈，於昨日十一時卅分傷重殞命……”
刺殺宋子文是否是對廬山刺蔣未遂的補充，不得而知。這兩樁相距恰好40天的行刺事件顯然是一人所為。蔣介石惶恐不已，若不徹查，終為所害。蔣介石一道命令，一時間，軍警、憲兵、戴笠的特務忙得團團轉。時間一天天逝去，無奈兩樁連在一起的暗殺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謎。
1932年秋，上海南京路五二一號顧記錢莊發生了持槍搶劫案，四名劫匪除一人漏網外，其餘三人均被捕。在判處死刑執行前，三個人為了改變自己搶劫犯的形象，突然供出北站刺宋、廬山刺客蔣均與他們有關，同時宣稱這次搶錢莊並非主要目的，而是為了刺殺國際聯合調查團負責人李頓。
原來，自日本侵占東北後，經國民黨政府一再交涉呼籲，國聯派英國前駐印度總督李頓率五人調查團到中國進行調查，調查中，李頓發表的談話偏袒了日本人，激起國人的強烈不滿。於是，這四名殺手受人派遣準備鋤殺國聯五“欽差”，給以顏色。臨上陣，幕後首領又擔心一旦殺了李頓會引起國際糾紛，於國家民族不利，隻好改變主意下令撤退。在撤回過程中，因手中有槍，便闖入南京中五二一號顧記錢莊搶劫。
蔣介石聞訊十分重要，下令軍警一定要查出三位“殺手”的後台。此三人自知難免一死，任憑嚴刑逼供始終一口咬定是自發行動，不曾聽人指使。弄不清殺手的背景，等於斬草沒有除根，終將是隱患。蔣介石責令戴笠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戴笠先從這三位被捕的殺手入手，查清姓名、籍貫、身世，順藤摸瓜，終於發現他們都是上海灘斧頭黨首領王亞樵的手下。
王亞樵，字九光，名王鼎，別名王擎宇，1887年生於安徽合肥。父親王蔭堂行醫兼開棺材店，一邊救人活，一邊盼人死。王亞樵兄妹四人，亞樵為長，小弟述樵隨名律師沈均儒學習法律。王亞樵早年攻經史，習書法，辛亥革命期間在合肥組織軍政府，宣布獨立。後與同盟會上海總部委任的合肥軍政分府總司令孫聘驂發生矛盾，被孫當作土匪通緝，亡命南京，參加了江亢虎的社會黨，並任安徽支部負責人。1913年，社會黨安徽支部被安徽督辦倪嗣衝宣布為“亂黨”，受到鎮壓，王亞樵再次逃亡上海，加入無政府主義小組，立誌打倒社會上一切強權。1915年，王亞樵在上海以50把利斧強行接管安徽旅滬同鄉會會館（李鴻章的遺產），專事接等旅滬的皖籍客人，並積極在皖上海工人中開展幫派活動，由此形成安徽幫，在上海灘名聲鵲起。在此基礎上，王亞樵組織了200名腰插利斧的敢死隊，凡有打架鬥毆之事，這幫人一擁而上，掄起利斧，橫劈豎砍，凶猛異常。連黃金榮、杜月笙都感到畏懼，教誨自己的門徒“碰上王亞樵的人要忍讓，千萬不能招惹”。“斧頭黨”威名大震，王亞樵成為上海灘上的聞人，手下門徒數千，他控製的“上海勞工總會”會員有7萬之眾。
王亞樵性格魯直，敢恨敢殺，早年參加同盟會時曾與國民黨政客、安徽省建設廳長張秋白有過工作關係，因鄙視張的為人，警告張秋白要永遠同他保持一裏路的距離，若是見麵，定揍不饒。一天，王亞樵從寶昌路寶康裏走出，適遇張秋白從寶康裏人行道上走來，張躲避不及，隻好硬著皮頭走來，並堆出一副諂笑同王亞樵打氣呼呼。王亞樵破口大罵：“混帳東西，竟敢跟老子走在一條路上！”舉起文明棍打將過去，張秋白嚇得抱頭逃遁。1925年，王亞樵隨盧永祥參加直皖大戰兵敗回到上海，加入了國民黨。一次，部分黨員在霞飛路聯益坊召開會議，王亞樵與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城意見不一發生衝突，因個子矮小，他竟爬上凳子隔著桌子抽了李虎城個耳光。身材高大、握兵千萬的楊虎城深知王亞樵不好惹，不僅不還手，反而還擠出一副討好的諂笑……
戴笠與王亞樵曾有過一段師生之誼。早在1924年，戴笠在湖州投奔到王亞樵手下，擔任分隊長之職，頗受器重。而戴笠對王亞樵必稱“先生”，執禮甚恭敬。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今戴笠投奔到蔣介石旗下，那段師生之情自然不必再提。公事公辦，戴笠很快查出1931年盛夏廬山刺蔣和北站刺宋，均是王亞樵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