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黨對宣傳工作的重視，所以，盡管當時的條件存在不少困難，仍然堅持宣傳活動，出版了不少報紙、雜誌。
192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三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教育宣傳問題決議案》，進一步確立了宣傳工作方針。
政治最近期間可略重於下列幾種政治上的及外交的宣傳：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之各方麵的宣傳。中俄親普及承認蘇俄。國民黨之改組。反對曹吳及外交係。反對研究係——憲法派。同時，還對勞動、農民、文化等宣傳內容作了安排，要求“共產黨員人人都應是一個宣傳者，平常口語之中須時時留意宣傳，在這一時期，大家都當以上述的方針為標準去實行。”
1924年5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認為“我們的黨，在革命運動裏的總職位及對於幼稚的產業無產階級之訓練和集合其群眾的職位，要求數量上及質量上有相當的組織，此次擴大執行委員會認為必須使我們的黨及其各個機關能有更明顯的組織形式，在宣傳和鼓動方麵是如此，在黨務組織方麵亦是如此。”
中央局在同年5月14日的報告中，也專項談及宣傳工作：“宣傳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應出三期，隻出二期；《前鋒》月刊應出十期，隻出三期……關於工人農民兵士宣傳的小冊，因同誌擔任起草者均未送來，故至今未能印出。”從上述報告可以體現，當時的宣傳工作，雖然有計劃，但受人力、物力的限製，並不盡如人意。尤其在複雜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中，宣傳工作怎樣有效開展呢？
經過幾年的實踐，對土地革命早期的宣傳工作形勢和特點已有了更多的認識，既要麵向工農群眾，同時要麵向黨員，服務於黨的路線。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專門討論通過了《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指出“中國近幾年的民族革命運動受影響於我們黨的宣傳工作實巨。固然，大會一方麵承認因為我們黨的宣傳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運動中，我們黨的機關報《向導》竟得立在輿論的指導地位，我們許多同誌亦得立在行動的指導地位；但同時大會亦承認因為黨的幼稚，黨的教育宣傳還未切實，致使黨的理論基礎常常動搖不定……”
“沒有革命的理論，即沒有革命的運動。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論，然後黨的宣傳工作方得依此範圍融通全部，使黨員行動方有所準繩。”隨著革命的發展，黨對理論與宣傳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也有了進一步的加深。繼而，在這次大會上，對黨的宣傳工作提出了三點批評：“一、黨中政治教育做得較少，在黨報上我們幾乎很難找到教育黨員關於黨的政策的討論文字，在小組會中很少有政治報告。二、本黨過去在職工運動中常因太偏重機關式的組織工作，竟使黨的宣傳和階級教育未得輸入工人群眾，以致基礎不固，完全經不得摧殘。三、我們在群眾中的政治宣傳，常常不能深入。”因此，大會“認為黨的宣傳工作有重新整頓的必要”，並具體製定了十二條辦法，摘抄如下：
第一，為使宣傳工作做得完美而有係統起見，中央應有一強固的宣傳部負責進行各事，並指導各地方宣傳部與之發生密切且有係統的關係。中央宣傳部下應有一真能負責做事的編譯委員會。
第二，《向導》是本黨政策之指導機關，今後內容關於政策的解釋當力求詳細，文字當力求淺顯。
第三，在我們黨的力量上說，現時尚不能發行許多定期刊物，故集中我們力量辦《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地運用到理論和實際方麵作成有係統的多方麵問題的解釋，以擴大我們宣傳範圍，實為我們目前急要之圖。
第四，《中國工人》應成為我們黨在職工運動中簡單明了地解釋理論策略描寫各地工農狀況的唯一機關，並須兼顧各地方的普遍要求。
第五，《黨報》是我們現時秘密組織用以教育黨員的最重要機關，今後當多登載黨內關於政策和各種運動非公開的討論文件。
第六，中央編譯委員會應努力於黨內黨外小冊子之編譯，尤其是關於列寧主義、國際政策、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工人常識的材料之編輯。
第七，各黨員對外發表之一切政治言論，尤其是在國民黨中發表之一切政治言論，完全應受黨的各級執行機關之指揮和檢查。
第八，黨的支部是我們黨的基本教育機關，我們應在每次會議注意於政治報告和黨的策略之解釋，以及內外宣傳遇有困難的報告和討論。並且在有些支部，宣傳並講解《黨報》《向導》都有必要。
第九，黨中教育機關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於可能時，更有設立黨校有係統地教育黨員，或各校臨時講演討論會，增進黨員相互間對於主義的深切認識之必要。而黨的中央機關亦宜注意到統一的材料之供給。
第十，在職工運動中的宣傳工作，我們應切實了解其客觀所具有的條件，如不識字，識字不多，不善聽純粹理論的議論，注意目前切身的實際問題，然後籌劃的方案方不至難於施行。如工人補習學校，星期日補習學校，經常的或臨時的講演會皆可視各地之需要擇宜設辦，但最重要的是從實際問題中灌輸簡明的理論知識和淺近的小冊子之編輯。在重要工業區可能時並應發行定期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