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鄭偉章先生著《文獻家通考》，記明萬曆四十一年為黃宗羲登閣年，誤。範友仲是清初範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曾經“葺天一閣諸屋，以安祖譯”，發動、組織過一次大規模的抄書活動。天一閣在清初閣書略有增益，主要也是他的功勞。正因為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比較顯赫，才可以破戒引黃宗羲登閣，並“悉發其藏”，讓黃宗羲看個夠。
黃宗羲以他自己的學識、人格叩開了天一閣的大門，這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榮耀。他該為天一閣做些什麼呢？他“取流通未廣者鈔為書目。凡經、史、地誌、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從黃宗羲的這段話和他自己的收藏愛好看，他所抄錄的僅僅是一個選目，是以宋元文集為主的比較稀有的精品書目。此目一出，“遂為好事者流傳，昆山徐健庵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康熙十八年（1679），友仲之子範左垣廷輔“並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並通過黃宗羲之友王文三求黃宗羲作藏書記。這是天一閣較早的書目之一。今書目已佚，而藏書記仍存，多少為天一閣保存了清初時期的藏書信息。
在黃宗羲登閣之時，嚐與範友仲約定：“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鈔之”，雖“荏苒七年，未蹈前言”，但“自後未嚐不借其觀書”，可見黃宗羲登閣遠不止一次。
三、黃宗羲登閣的意義
黃宗羲登閣與他發出的“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一樣，具有驚世的作用。這一行動所引發的後續效應，讓人不得不對它的意義作一番深思。
1.顯示了天一閣的相對開放性。
筆者在《寧波藏書家的人文主義精神》一文中曾指出，私家藏書本因學術所生，為治學而藏，我們不能苛求古代私人藏書家，要求他們公諸士林，因為這在古代是不客觀，不現實的。“保守”是私家藏書的根本特點。在私有製社會裏，書籍作為私有財產，保守是絕對的，開放是相對的，開放是私有製條件下的相對開放。在一個私有製相對比較發達的農業文明社會裏，私人藏書的私人占有性，決定了它的保守性。它承擔的使命僅僅是個人和家庭、家族成員的學習、學術需要，沒有義務來承擔社會責任。即使有極少數古代藏書家有流通借閱之舉，那也隻是對封建士大夫階層而言，限於親朋好友和藏書家之間，對普通百姓來說，從來都是“莫予其事”的。故而在曆史上真正對外開放的私人藏書家是根本不存在的。
雖然如此，但寧波藏書家還是具備了一定的開放意識和開放精神。就拿時人和後人都視為保守的天一閣而言，作為私人藏書樓，其在曆史上的開放度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大的。在範欽時代，他與許多藏書家交換目錄，互通有無，甚至訂有“藏書互抄之約”，在親朋好友間是開放的。範欽之後，雖然“代不分書，書不出閣”，但還是有選擇地向一些真正的大學者開放。黃宗羲登閣是天一閣向學者開放的一個標誌。“黃梨洲後，萬季野徵君、馮南耕處士繼往，昆山徐健庵司寇聞而來鈔，而海寧陳廣陵詹事纂賦彙亦嚐求之閣中，全謝山為小玲瓏館馬氏亦往鈔之。”其他登閣人士還有李杲堂、朱彝尊、袁枚、錢大昕、汪昭、張燕昌、阮元、吳引孫、薛福成、姚元之、劉喜海、麟慶、馮登府、錢維喬、繆荃孫、馬廉、趙萬裏、鄭振鐸等。有選擇地適度開放，這在私有製條件下已很難能可貴了。黃宗羲登閣顯示了後範欽時代的天一閣已進入相對開放的曆史階段。
2.開啟了學者為天一閣編目的先河。
目錄既是圖書管理的一種手段，也是誦讀之資、學問之本。一般的藏書家都編有書目，天一閣也不例外。在黃宗羲登閣之前，目前所知書目有三種，即範欽親編《範氏東明書目》一冊、範欽重編《四明範氏書目》二卷、範欽長子範大衝等增益閣書後所編《四明範氏天一閣藏書目》二冊四卷。自黃宗羲登閣編目後，後來學者紛紛仿效，開啟了學者為天一閣編目的先河。大多數目錄均是在閣書遭劫難後編的，所謂“凡遭一劫，於是有編寫書目之舉”，雖然“主編者率師心自用，隨意取舍”，但還是為天一閣保留了大量的圖書散佚變化的信息。這些書目主要有：清嘉慶十二年（1807）阮元命汪本校刻本《天一閣書目》十卷，補遺一卷，範氏著作一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劉喜海《天一閣見存書目》十二卷，傳抄本；清光緒四年（1878）宗源瀚《天一閣見存書目》；清光緒十年（1884）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四卷，首末二卷；民國十七年（1928）七月林集虛《目睹天一閣書錄》四卷，附編一卷；民國二十一年（1932）九月楊鐵夫《重編寧波範氏天一閣圖書目錄》，不分卷；民國二十二年（1933）趙萬裏《重整天一閣現存書目》；民國二十五年（1936）馮孟顓《天一閣方誌目》一卷，《天一閣藏明代試士錄目》一卷；民國二十九年（1940）馮孟顓《鄞範氏天一閣書目內編》。以上臚列的書目，有的編者雖為官僚，也兼學者身份；有的雖不是親自所編，卻是直接指導，具體謀劃。作為私家藏書樓，天一閣所編書目較多，為我們保存了大量的文獻信息和典籍流傳信息。登閣的學者們功不可沒，而黃宗羲開了個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