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燮君
20世紀的圖書館，養育和滋潤了幾代文化名人。文化名人把圖書館視為知識的港灣，文化的載體，文明的殿堂，信息的集散地。文化名人與圖書館在20世紀的中國這一特定的時空相遇，其延伸軌跡出現了動態的時空組合。於是，思考了實踐，梳理了思緒，凝聚了理論，激活了學術，把思想的放飛、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整合，融進了新的時空組合。
20世紀的中國圖書館，受到19世紀末葉戊戌變法運動的影響，得到辛亥革命的激勵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經曆了經濟一政治一社會一文化的一體化的巨變，接受了科學革命、信息時代、知識經濟和數字化文明的洗禮，挾裹世風，蘊含曲折，終究堅挺綿延，與時俱進。在20世紀來臨的前夜，開明的維新派人士請求開設公共性的藏書樓。一些藏書樓演變成為初期的公共圖書館。1902年，浙江紹興的徐樹蘭籌建了古越藏書樓，兩年以後正式開放。湖南圖書館和湖北省圖書館也先後建立。1910年開始籌建北京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於1912年正式開放。近代大學圖書館的產生，比近代公共圖書館的建立更早一些。1894年建立了上海聖約翰大學圖書館，1902年則成立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圖書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圖書館事業走勢較強，據統計，1930年全國有各類圖書館2935所，到1936年達5196所。前身為京師圖書館的國立北平圖書館1929年與北海圖書館合並，藏書50餘萬冊。這一時期的通俗圖書館改為民眾教育館，1935年達1225所。《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對這一時期的圖書館的闡述言簡意賅：近代圖書館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其宗旨是對文獻藏用並重，而以用為主；管理上逐漸形成了從采集、分類、編目、典藏到閱覽、宣傳、外借流通、參考谘詢、情報服務等一整套科學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技術力量的推動下，出版物日益劇增，促進圖書館進行分工協作，加強館際交流，推廣了館際互借、參考谘詢工作和開架製度，積極應用縮微複製技術、靜電複印技術、聲像技術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並促使修訂圖書館法，實施文獻工作標準化，強化圖書館員的培訓和教育，進行圖書館資源共享。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長驅直入，現代圖書館已由單純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獻的相對比較封閉的係統，發展到以傳遞文獻信息為主的、全麵開放的信息係統。電子計算機技術及其網絡係統、高密度存貯技術和數據通訊技術正在深刻改變圖書館的工作圖景。20世紀末，現代化圖書館的新建，出現了新的圖書館管理方式，已從“物流一人流”的管理到“物流一人流一信息流”的管理，從“書本位”管理到“人本位”管理，從單一指標管理到科學指標體係管理，從“精確”的時空邊界管理到“模糊”的時空邊界管理，從傳統型圖書館管理到“數字化”圖書館的管理。以科學指標體係為例，探索了先進圖書館的“科學”原則、“優勢”原則、“可比”原則、“操作”原則和“動態”原則等科學指標分解的基本原則，積極設置資源配置、“軟”“硬”水準、功能集成、對外拓展、學術研究、科學發展、可持續推進等綜合的科學指標體係，以科學指標體係規範、協調和促進圖書館事業的不斷發展，使圖書館與文化名人的延伸軌跡出現了絢麗多采的時空組合。在《二十世紀圖書館與文化名人》一書中，讀者可以清晰地見到相伴延續的20世紀圖書館發展軌跡與文化名人屐痕，能夠盡情領略向圖書館傾注深情的名人們的文化風采。維新變法的領袖康有為的一生與圖書館結下不解之緣。在世界各國旅行中，他喜愛參觀圖書館，時刻不能忘懷的是故國的藏書樓。以他的《丹墨遊記》為證：“澹如樓者，吾先中丞公（名國器，曾為廣西巡撫）所築，環二塘二堤：依鬆台而臨榕徑，四麵人家相映，藏書數萬卷於是。吾少年自十四歲至三十歲讀書於是，晨雨夕月，攜冊而吟，徒倚俳徊者久之。”他從澹如樓裏搬出一帙一帙的書，在百年古檜下，或坐或臥，放聲朗讀，吟誦其間，陶醉其中。年紀稍長，便專精涉獵，博采旁搜，以至在30歲時，幾乎讀完了著名的中國古代典籍群書。他泛讀了數萬卷藏書，還看到了《海國圖誌》、《瀛環誌略》、地球圖和利瑪竇、艾儒略、徐光啟等人譯書，視野拓展，學貫中西。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開拓者繆荃孫曾任國史館纂修、民國清史館總纂，一手創建我國近代南北兩大圖書館——江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繆荃孫是遐邇聞名的藏書家，一是購自私家藏書，二是購自書肆，三是友人相贈，四是相互傳抄。在他的藏書中，最多的是刻本，其中宋刻本45種、元刻本58種、明刻本498種。其次為舊抄本，共331種，《明太祖皇帝實錄》、《穆宗皇帝實錄》為明抄藍格本，《冊府元龜》為明綿紙藍格抄本。再次為名人批校本，共135種，還有多出清代名家之手的手稿37種、日本刻本29種、韓國刻本2種，凡此種種都標誌了繆氏藏書的高品位。繆氏讚賞明末清初曹溶的“古書流通”主張及流通古書法——藏書家之間相互傳抄以通有無、出資刻印以廣流傳，為此加緊編訂自己藏書目錄公諸於世，以利傳抄，同時積極參與刻書工作，對於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可以說是成績卓然。國學大師王國維編譯的《世界圖書館小史》，原據《英國大百科全書》第9版《圖書館》，此文編譯後即於1910年連載於《學部官報》，其原稿後在整理教育部檔案中發現，又發表於1935年《圖書館學季刊》第9卷第3、4期上，這是西學東漸介紹西方圖書館史的第一篇係統之作。梁啟超亦傾心於圖書館，早在1896年7月，在由他主編的《時務報》創刊號上，就稱“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日學校，日新聞館，日書籍館”。書籍館即圖書館。他在晚年對目錄學、中國圖書館學的研究，對全國圖書館界的領導，對曆代國學的整理、考訂以及身體力行創辦圖書館等，都一一傳為佳話。張元濟不僅是出版家，而且是圖書館學者，他創辦了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1903年，張元濟在上海應邀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翌年，便開始籌建編譯所資料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他的目光向國內大藏書樓的珍本善本延伸。1909年，資料室改名為涵芬樓。1926年，商務印書館成立三十周年館慶之際，由張元濟提倡把新建樓命名為“東方圖書館”，善本書藏於該館三樓，仍名“涵芬樓”，是東方圖書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張元濟和同儕的努力下，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的藏書迅速增加，上一世紀30年代初，藏書已達463000餘冊，其中善本古籍3700餘種，35000餘冊，全國地方誌2600餘種，15000餘冊，以及15世紀前印的西洋古籍珍本多卷、中外報章雜誌、各種照片等。1927年，東方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翌年開辦了圖書館講習所，1930年增設兒童圖書館，以後他又創議設立流動圖書館，攜帶大批圖書赴浙江、江蘇各縣、鎮，供公共機關陳列、借資展覽，並隨地調查社會教育狀況，為中國圖書館進一步麵向社會開辟了通途。張元濟和葉景葵等發起創辦合眾圖書館，請來顧廷龍主持館務，自然留駐圖書館發展史。魯迅對我國現代圖書館特別是對北平市的圖書館建設，做了大量工作。查閱這一時期的魯迅日記，可以看到有關圖書館建設的記載達94次之多，內容涉及館址選擇、藏書建設、人員配備等。北京圖書館至今還保留許多魯迅參與北圖建設的珍貴文獻。魯迅曾據理力爭使兩部舉世聞名的珍貴典籍——被浩劫後的《永樂大典》和文津閣《四庫全書》得以入藏京師圖書館。魯迅還向許多圖書館贈送自己的著作和各種圖書。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及故鄉紹興的剡中國書館等，都受到他的饋贈。1928年夏，魯迅攜許廣平到杭州旅行。不知情者以為他去度蜜月，而實際上他一連七天都泡在浙江圖書館，為的是研究該館收藏的《四庫全書》。王雲五的學術生涯與圖書館緊密相連。他三年讀完36巨冊大英百科全書。他周遊歐美時，除了考察出版業，還到各地圖書館讀書。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花了十天時間，一口氣讀了900餘種有關管理的書刊。他一生中創立了兩大私立圖書館，並公開對民眾開放。它們就是於1926年開館的上海東方圖書館和於1974年在台北落成啟用的雲五圖書館。東方圖書館雖屬私立圖書館，但財產仍屬商務印書館，真正由王雲五個人捐獻成立的是後者。王雲五發明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和“四角號碼檢字法”，這是圖書分類編目工作領域的重大改革，使得由他所主持的東方圖書館在當時堪稱為一所管理完善的圖書館。王雲五在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後，長時間地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他從編印各種有係統的小叢書入手，以充實圖書館的叢書收藏。自1922年到1927年先後出版了500多種各科小叢書，方便了圖書館的係統采購。他從東方圖書館的各科優良圖書中精挑細選，並經過科學整理，再大量出版、發行，分期供給各類圖書館，免除了有些圖書館不知如何選書的困擾。由於大量出版發行，一版再版，成本降低，售價低廉，十分有利於圖書館購藏。王雲五在曆年出版的各種叢書的基礎上，存精去蕪，出版了“萬有文庫”。“萬有文庫”選定國學基本叢書100種以及世界名著、參考著作，共收圖書1010種、2000冊，計達11500萬字。因“萬有文庫”包蘊古今中外，百科俱全，預約數竟達8000部。由於這套叢書的推廣，全國各地圖書館紛紛成立。據統計，依憑這套叢書而成立的圖書館達200所以上。據當時在上海通誌館工作的胡道靜說：自從“萬有文庫”出版後，每個中學都很容易地成立一個圖書館。……我們隻要留心圖書館的創立和發展，就不難發現其中有文化名人的智慧和心血；我們隻要關注文化名人的文化行蹤和思想軌跡，就不難認識其中有圖書館的鋪墊和激勵。20世紀圖書館的發展印跡和文化名人的延伸屐痕在時空上高度吻合，在探索“圖書館與文化名人”的名義下，竟有那麼大的研究空間和理論收獲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