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81）曾經說過，就許多工作而言，我們將看到“電子村莊”在數量上的迅速增多。由於把工作引入了家庭，家庭遂變成了社會的中心。這種現象，有點類似於在前工業社會就已經存在過的狀況。據有關資料顯示：這個趨勢已經開始形成。例如，在加拿大，居家工作者超過百萬（參見：Nadwodny，1996）；在美國，“遠程工作者”已占到勞動力的6%（參見：Barnes，1994）。另有其他市場調查顯示：在38%的美國家庭中，每家至少有一人居家工作（參見：Dunkin and Baig，1995）。
不過，有些相關的統計數據出入較大，很難準確地反映出實際情況。例如，就美國的情形來看，上世紀90年代早期的一個調查顯示：居家工作者大約占勞動力的25%（參見：Popcorn，1992）。然而，根據1991年美國官方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居家工作每周超過35小時的人口比例，隻占勞動力的14.5%（參見：Edwords and Field-H and ley，1996）。但無論如何，我們從這些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出：目前居家工作的人數已經占有相當的比例。眾所周知，或出於經濟上的原因，或出於環境上的原因，將來居家工作者的比例還會快速上竄；而且，在當前的社會中，個人生活的重要性還將得到更進一步地提升。
第四，後福特主義已經對工作場合以及社會群體進行了重新劃分，並對勞動階層的集體性特征帶來了挑戰。從規模生產轉型到靈活的專業化生產，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勞動力。新的生產技術以及更為繁雜的消費需求，意味著在生產流程中所需要的雇員人數將進一步地減縮；而且，他們必須接受良好的培訓，掌握計算機技術和其他多種技能。在日本管理模式的影響下，核心勞動力在企業中的地位常常是比較穩定的，他們能夠享受到企業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等。這些人往往有極強的適應能力，他們能夠組成不同的小團隊開展工作，能夠在企業裏完成多種不同的生產任務，包括製造、維護、產品改進和生產流程創新等任務。他們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投入得更多，得到企業的回報也更多，企業也願意在他們身上加大投資，如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培訓等。通過這種良性循環，核心勞動力就變得更加難以替代了，他們的崗位和生活就會有所保障，他們的地位也能得到不斷地提升。的確，勞動力社會地位的重新定位，已經“改變了原有的財務核算體係，遂使機械設備變成了生產成本，而勞動力卻變成了固定資產”。所有這些因素已經影響了現代管理的本質，導致傳統管理模式下的等級製度的消失，因為這些新型的“靈活性的”勞動力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機會來發揮自己的創造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這些管理方法可以“縮減”與剝離那些被視為非核心的勞動力，所有附加的工作都可以合同外包的形式加以處理。這也為企業提供了更大的可以操控雇員報酬的空間（參見：Harrison，1994）。所以說，後福特主義的轉型，把現代社會分為兩種類型。首先，勞動力被劃分為核心的與“邊緣的”。大部分非核心的工作，更多地變成了非全日製的、短期合同製的、誰都可以完成的工作。那些邊緣勞動力總會發現自己受到企業的歧視，例如，他們無法得到那些全日製同事所享受的定期職業培訓機會，也不能享受企業的醫療保障和退休金等。最終，他們也隻有依賴於政府這個“大老板”了（參見：Huntingdon，1997）。這種發展趨勢，也導致了民眾在獲得社會福利待遇方麵的分化現象。
其次，後福特主義還導致了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分化：一部分人被拋棄在現代社會之外。事實證明，所謂的“下層階級”正在許多發達工業化國家中不斷形成。事實上，那些永久性失業者已從勞動力市場上消失；在新的經濟條件下，其中許多人正被棄於社會之外，甚至喪失了公民的權利。正如戴維·哈維（David Harvey，1987）所指出的，“靈活性的資本增值似乎也就意味著相對高水平的結構性失業。”在30年以前，勞動力市場上的非技術性工作崗位非常充足；如今，這類非技術性的工作崗位幾乎消失，沒有技術的人隻能找到一些臨時性的工作，或者就麵臨失業。於是，這些人就可能被遺棄於主流社會之外。技術上的進展，直接地導致了非技術性勞動力就業機會的減少。許多學者都已關注到了這一普遍發展趨勢。例如，安德烈·高茲（Andre Gorz，1982）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一種新的“沒有工作的非階層”業已出現。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1987）指出：在大多數“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現在存在著“真正的生活貧困者”。就英國的情形而言，威爾·哈頓（Will Hutton，1996）也指出：我們當前儼然是一個“30%、30%、40%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