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這裏所描述的城市發展的某些後果，可能給許多城市居民帶來的是一種孤獨與孤立的體驗。生活的快節奏使得人們變成了城市中的匆匆過客，人們不再有時間去建立一些有意義的、持久性的人際關係。就此而言，城市生活更接近於“gesells chaft”（社交聚會：社交關係合理發展的一種機械模式，以人與人之間非個人契約的聯合為其特征）——而不是“gemeins chaft”（自發產生的有機社會關係：其特征是在共同的傳統法規之內，具有情感或親屬關係的強有力的相互聯係）。費迪南德·托尼斯（Ferdin and Tonnies）曾對這兩種社會關係類型進行了明確的區分。
在英國和美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在削弱了城市居民的共同體生活的同時，也對城市的市政管理帶來了某些挑戰。例如，在英國，自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諸如權力的進一步集中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財政支持力度的不斷降低，在社會福利保障（如住房等）方麵過分地依賴於私營企業等，地方政府的管理功能已經備受削弱。這種發展趨勢與英國近段時期的國內政治也有很大的關係。在普通民眾看來，地方政治的重要性和目標性已經非常淡薄，因此，熱衷於參加地方組織選舉的人數也變得越來越少。
這些發展狀況雖然並沒有在歐洲大陸國家的城市中出現，但是，所有的西方民主國家變成了消費社會，及其城市的政治功能日漸衰弱，已是不爭的事實。蘇珊·克裏斯托弗（Susan Christopherson）在她的一篇題為“城市如要塞：空間的私有化、市民身份的商品化”的文章中，描繪了一幅關於消費主義如何改變了城市以及城市生活本質的生動圖畫。她特別強調了這種改變對公共生活領域所造成的負麵影響。例如，城市中的許多公共場所，如公園、教堂、學校、圖書館和博物館，都變成了私有化的消費之地，尤其被用作零售商店和辦公室等，這種趨向正呈增長勢頭。克裏斯托弗指出，這是一種雙向的過程：城市的發展在推進消費文化方麵起到了一種“關鍵性的作用”。
克裏斯托弗認為，這些變化也反映了地方政府處於財政短缺的壓力之下。政府不僅把土地和房屋出售給私有企業，而且，還把公共服務私有化，於是，政府管理的範圍也就受到了縮減。在克裏斯托弗看來，這些發展趨勢體現在市政管理本質的變化上。傳統的關於社會公民權利的觀念，以及公民應享有住房和公共服務等的公平權利，現在正在被各地方的自主政策，以及消費者權益至上的政治所取代。正如她（1994）所指出的：“對於消費者——公民來說，政治就是意味著挑選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而無需考慮物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87）也對當今的城市生活抱持一定的否定態度。這是因為：他認為當今的城市生活越來越不利於社會交往。他在《超現實中的旅行》一書中提到了“城市的中世紀化”問題，其中的主要觀點也引起了人們的一些爭議。
在艾柯看來，當前的城市化過程出現了“新的中世紀化”的跡象。整個城市由各種微型的社會構成，不同群體之間常常相互分離且關係緊張，這一點非常類似於中世紀的城市。他列舉了具體的例子加以說明：生活在紐約的白人中產階層在哈萊姆（紐約的一個黑人居住區）一帶下地鐵站時都要提心吊膽；他們也不敢在夜晚進入紐約的中央公園。
而且，許多城市居民越來越擔心成為犯罪行為的受害者，他們尤其害怕受到來路不明者的暴力侵害。伊文·雷本（EvenRaban，1974）對都市生活也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他指出：城市中的暴力事件隨處可見，它給人們帶來了不安的感覺。對於城市居民來說，他們自然會為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擔憂，因此也就阻礙了他們與人交往的意願。居民區中的預防犯罪計劃和居民聯合巡查行動，都反映了人們對於城市生活安全問題的憂慮，同時也表現了地方共同體行為的一種範例。
艾柯在提到城市“新的中世紀化”之外，他還指出：由於當前的城市存在著諸如人口過量、“通訊和交通擁擠”等問題，使得城市變得不適宜於居住。城市中的交通堵塞、空氣汙染、垃圾遍地等現象已經不足為怪。很明顯地，城市中的某些地區已經成了令人討厭的、有害於健康的區域，人們不喜歡在這些地區居住與工作，因此，也就不利於人們的社會交往和參與共同體活動。
不過，米歇爾·馬弗索裏（Michel Maffesoli，1996）在《種族的時代：大眾社會中的個人主義之衰落》一書中指出，城市中的群體行為方式依然存在與盛行。更為重要的是，他發現了大城市中的一些群體形成的新形式，尤其是在年輕人中間，比如，年輕人的亞文化群體的形式等。馬弗索裏認為，這些群體是群落組織的新形式，人們可以借此達到社會交往的目的。
但是，因為這些新的社會群落身處於迅速變遷的城市環境中，它們的特征也難免是變化無常的，所以，不可能形成一種持久性的聯合體或共同體的基礎。正如福山（2000）所指出的：“並不是一群人在一起相互交往就可以形成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