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市場能夠產生人際互信關係的觀點，忽視了某些使其得以正常運行的必備的前提條件。例如，如此的市場運行，要求由立法機構和法官來確立一個法律構架，並由國家通過諸如警察部門和市民服務機構等來加以強製執行。這類法律構架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我們需要依靠法律來杜絕市場交換中的不公正行為。例如，當一個零售商拒絕支付供貨商的貨款時，供貨商就需要求助於法律的支持。此外，我們還需要形成一定的道德輿論環境，來約束個人和企業的違約行為。簡而言之，市場的順利運行需要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和法律的基礎結構，即必須要具備相關的審議性製度。這種看法不同於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關於市場的觀點，他認為，市場是一種自然形成的社會秩序，而不應該是“根據中央的指令創建起來”。
我們之所以認為，把市場作為人際互信關係的發生器的觀點是有問題的，其另一個原因就是：它實際上忽視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有各種不同的模式或版本，而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經濟體製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市場資本主義形式。從某些方麵來看，這種經濟組織係統可能不利於社會公共生活的形成，因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追求利潤——這種特征勢必要損害到人際互信和社會資本。例如，一旦當人們發現有新的供貨商或零售商可能為自己帶來更多的利潤時，他們就可能取消原先的供貨商或零售商。因此，資本主義的市場關係更有可能成為達到一定目的的某種手段——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以至於常常漠視了給社會帶來的許多負麵後果。
在英國，最近有許多跡象顯示了這一趨勢。例如，通過話務中心的途徑來處理客戶關係的公司越來越普遍。如我們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談到的，這種方式對於社會資本的開發產生明顯的阻礙作用，因為我們很難與沒有見過麵的人會建立起一種信任關係。但是，對於企業來說，它們利用這種途徑來處理客戶關係顯然可以節省成本，可以減少開設分支機構所需要的員工人數。
然而，福山認為：從企業利益的角度來看，這種方式是可靠的、公平的，也能為客戶帶來便利的服務。盡管它們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但其中也有一些美德可以作為社會資本推廣到整個社會中去。在福山看來，這些美德無論是源自於自身的利益還是真實存在的，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其效果是一樣的：深信誠實就是最佳的智慧（也就是說，誠實有其自身的價值）與認為誠實應當受到珍視的人們之間，他們的行為最終沒有太大的差別。
不過，與福山的看法有所不同的是，我們認為：行為背後的動機至關重要。倘若人們不具備真正的美德——隻是一種市場性的行為或迫於外力的行為——那麼，在整個社會中就有可能形成一種玩世不恭的氛圍。當然，行為背後的動機是錯綜複雜的，我們的行為往往不是單一動機的產物。
大量的事實說明：在發達工業化社會中，尤其是那些政府的幹預程度不高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僅不利於社會資本的形成，而且更可能造成經濟的不平等現象。如我們在本書的前言中所提到的，社會的不平等狀況，是共同體發展和社會協作關係的一大障礙。例如，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人們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差異巨大的話，那麼，就很難在民眾中形成這樣的一種觀念：我們大家的利益都是共同的。
因此，資本主義可能導致其自身賴以存在的條件的不斷衰竭。
同時，由於它對於利潤的無止境追求而造成自然環境方麵的諸多問題，以至於可能導致整個地球的毀滅。但這些不是本書所要探討的內容。
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議，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我們如何來理解資本主義。應該說，福山和韋伯等人對於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機製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事實上，諸如家庭、地方共同體、慈善機構，甚至政府等載體，顯然要比市場資本主義本身帶來更多的社會資源和互信關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997）指出：習俗、傳統和宗教等，也能發揮一種重要的作用。弗雷德·霍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