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聯係現狀，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某些相關性。在發達工業化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方式正朝著個人主義化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方向發展。在穆勒看來，很少有人會擺脫這種行為方式。除非我們的社會采取各種措施——包括我們在本章中所討論的通過學校教育——來推進公共精神文化的發展，否則，很難讓人在某種程度上改變原來的行為方式。
而且，如果隻憑自願的原則，想讓人們堅持不懈地為社會提供服務，那是不大現實的。偶爾為之的誌願者，還是大有人在。日本的一份研究資料充分地說明了這種現象。當日本的港口城市神戶在1995年1月發生地震之後，年輕人中的誌願服務者達到了一個高峰時期。然而，當學校恢複上課之後，由於缺乏相應的機製和政策，參與誌願者活動的年輕人人數比例就隨之劇降而無法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
因此，我們在這裏認為：國家應該把推進公共精神文化的發展作為一種持續不斷的全民運動的組成部分，並為民眾參與共同體和鄰裏活動提供各種資源，同時還要把這種為社會提供服務的行為與公民教育計劃有機地結合起來。如果任由民眾憑著自願的原則去參與一些社會服務活動，那是不可能抵禦後現代性過程所導致的，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那種共同體生活日漸衰弱的局麵。這是因為在發達工業化社會中，這類社會服務性活動往往非常缺乏。隨著人們的行為方式日趨朝著個人主義化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方向發展，注重共同體發展的行為方式在未來就可能越來越削弱。這種發展趨勢已經在一些國家中凸顯出來。
例如，美國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明顯地表現出對於經濟成功的濃厚興趣，他們追求的是能夠為自己獲得優厚報酬和較高社會地位的職業。關鍵的問題是，這樣的生活態度往往會使他們無視社會的共同體行為，輕視在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正如一位美國學者阿比蓋爾·麥卡錫（Abigail McCarthy，1996）所指出的：“我們的國家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人參與社團組織活動的國家。”在他看來，“城市的過度擴張”，尤其會導致這種狀況的日趨嚴重。我們在本書的第四章中也談到類似的觀點：城市地區的共同體和鄰裏關係已經難以為繼。
正如福山（1995）所指出的：盡管美國具有悠久的社團活動曆史，但現在人們也開始普遍認為美國是一個高度個人主義化的社會；民眾自發的共同體行為（如，“保持鄰裏關係、上教堂、參加工會、建立俱樂部和參與慈善活動等”）及其相關的社會製度和結構都已大為衰弱。在福山看來，這種現象導致了美國社會中人際交往與互信關係的缺失。
同樣，1997年在英國一個關於誌願者行動的全國性調查資料顯示：參加誌願者行動的總人數略有下降，而年輕人中的參與者人數則明顯減少。18至24歲的誌願者人數比例，從1991年的55%下降到1997年的43%，人數減少了140萬。同時，有資料表明，很少有年輕人願意參加援外的誌願者工作。據援外誌願者服務組織（VSO）——一個由政府資助的選派人員參與國外發展計劃的機構——最近的報告稱：願意前往發展中國家工作的英國年輕誌願者人數在迅速下降。
不過，關於誌願者人數的調查統計資料，有時也不一定可靠。
來自英國全國誌願者中心2000年的數據稱：英國的誌願者人數大約在2200萬。然而，馬爾科姆·迪安（Malcolm Dean，2001）則提醒說，我們要謹慎看待這個數據：
我們應該謹慎對待有關誌願者人數的統計數據。英國的誌願者人數如果真能夠保持在2200萬的話，那可是件好事。但事實並不一定如此。無論是從新設立的還是原有的誌願者機構的具體情況來看，事實上，誌願者的人數都非常短缺，就連英國薩馬利亞慈善谘詢中心這樣的機構也缺乏誌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