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支持和促進副食品生產的發展。
第四，為農民提供服務。
第五，集中精力抓好淡季和節日供應。
第六，開展廣泛的產銷撗向聯係。
打破條塊關係躭是要打破當前副食品企業內部“條條”與“塊塊”之聞的分割狀態。其對策有幾種選擇，一是取消各城市內重疊的管理機構，如取消區一級副食品公司，按城市內經濟區劃重新配置批發站，市副食品公司僅對批發站進行必要的業務指異，通過簽定承包合同考核其經營情況，並從總體平衡和任務完成情況上來分配補貼額。第二種是以批發交易市場的建立和發展逐步取代現存的二級、三級批發機構，使副食品經營活動納入市場調節的軌道。但是這種方案在目前市場貨源嚴重不足的條件下，風險粗很大，隻能作為二步實施方案。
關於批零關係，其改革的根本問題就是要使批發企業和零售企業都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而且要從企業內部的權力下放入手。關於權力下放，必須把握好放權與讓利的關係。使責、權、利真正融為一體。使批發吃補貼、零售吃批發的情況真正消除掉。
(二）副食品價格調整的對策與措施
我國扭曲的副食品價格是曆史造成的，因此對它的調整隻能采取漸進的方式。在對副食品價格的形成機製分析中我們已經明確指出，以肉、蛋菜為主體的副食品是商品交換中的一種特殊商品，它的不可替換性使其擁有特定的供求關係。這一供求關係是簡單的交換價格難以反映的，尤其是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條件下，確定副食品價格的諸多因素中，保證和穩定必需的消費成為大於生產和流通的最主要因素。這正是副食品價格的特殊性。我們隻有認識並承認副食品價格的特殊性，才可能製定出切實可行的對策。
正確認識副食品價格調整的環境。
副食品價格調整的環境指的是直接影響價格漲落的外部調節係統，其中既包括經濟環境，又包括政治環境。從我國社會、經濟改革的客觀現狀看，當前副食品價格調整的經濟環境主要包括兩個方麵：
市場環境。這是副食品價格調整能否正常進行的基礎。完善市場是與價格形成方式緊密相關的。市場關係的扭曲或市場功能的缺陷必然導致價格形成方式的失調。反之，價格的不合理又使市場的發育“先天不足”。由於我國的副食品市場基本上是市場機製、財政補貼機製和價格機製的組合體，在流裎上基本是按“補貼―市場—價格―補貼—市場—價格”的方式運動。所以，市場發育置後，使其減弱了對價格的引導，從而隻有憑借財政補貼去再創市場(暫不管這種市場是否合理），以此製定副食品價格。再進一步說，我國目前的市場環境是兩種市場形態借助補貼而得以傳遞和連接的市場，即“生產者與商業間的市場―生產價格變為商業價格—財政補貼—商業與居民消費間的市場—消費者價格。”這種市場環境，使副食品價格調整的難度很大。因為，調整價格的前提是既不能讓補貼上漲過量，又不能讓消費者受大的損傷。所以，當前的市場環境是很不樂觀的。
消費環境。我們在研究財政補貼與城鎮居民消費關係時指出：城市居民消費的整體結構表現為在半供給製消費體製作用下，消費結構的穩定性低；商品性支出受財政補貼之非商品性因素影響，存在一係列弊病和隱患，其主要特征是副食品消費價格的浮動將打亂整個消費結構格局。因此，目前消費結構由溫飽型向小康型過渡實際[：與價格補貼引起消費基金增長有密切關係。具體說，食品消費品占居民全部消費品總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同時表現價值形態支出的絕對增長速度高於實物形態支出的絕對增長速度；食品消費結構受價格影響大，在目前工資水平下，增減彈性較低。消費環境的這種現狀似乎已把副食品價格調整推入“死胡同”。同時，消費環境實際上又與分配環境交織在一起。在商品經濟中，分配是借助於貨幣工資的形式實現的。勞動者的工資數量，不僅是製約需求的決定因素，也是促進有效供給的重要因,素。因此，副食品價格調整必須把分配環境放在視野之內。一般說來，價格上漲引起實際不資下降，人們自然會提出工資要求，而工資提髙又會引起產品的工資成本上升，很可能又會引起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較長肘間的物質上漲不相應提髙工資，又會使勞動者的積極性減退。我們的出路在於尋找一種調節譏製，，使工資提高足弘促進產品供給，從而使生產增長幅度大於工資增考幅度,從而抑製物價上漲。這就是說，副食品價格的調整，當前的出路難以選擇以理頫價格為主要突破口，而隻能選擇提髙生產，以供給的提髙來抑製價格。
決策環境。無論是價格上漲，還是工資提髙，都直接涉及生產領域的產品供給，而其稞實載體則是企業。因此，企業活力的發-又提到議事日程。企業活力的核心在於決策關係。有人說，國無企業”,雖然有些言重，但並非毫無道理，至少行政隸屬的國營副食品商業企業是如此。國營副食品商業企業兩權分離分不開，市場機製引不進，價格調整就不可能有動力。我們要改變目前的供求狀況，根本出路就在於明晰決策關係。關苄政治環域，我們認為，近期目標是保安定、促團結。
建立適合我國特點的副食品價格體係。
近期調整和完善副食品價格的雙軌體製，中期，則選擇適當時機，將雙軌合一。
對主要副食品，諸如豬肉、鮮蛋、蔬菜、食用油以及基本食品中的糧食等，在今後三至五年內，應繼續采取“雙軌”價格體製，並且要保證國家定價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強化國營商業主渠道的作用。對不同的副食品,國家控製的程度可以不同。控製程度應以生產量、有效供給量和居民消費量為依據，對副食品價格的控製或幹預程度，有幾種判定方式：
第一種：以某種副食品生產增長率、居民消費增長率和收購量增長率進行判定。
1988年豬肉再次調價，市場波動明顯強於1985年，加上“搶購風”的影響，使得調價並未到位，政府對國營商業采取更強硬的幹預。
第二種：仍以副食品產量增長率、居民消費量增長率和生產量增長率為判定因素。
其目的在於考察商業與生產、商業與居民消費的變化關係，說明政府對價格的控製主要在生產和商業之間，則說明國家對價格的控製主要在商業和消費者之間很具有說服力。
第三種：以副食品比較價格同現實價格進行比較，確定國家對價格的控製程度，關於副食品比較價格的計算，我們已在第七章中做過說明，在此不再複述。
以上三種方式都是建立在副食品價格實行“雙軌製”基礎上的。從中長期發展看，不論副食品財政補貼總1發生何種變化，副食品價格都應趨於一體，即“雙軌製”合二為一。因為在“雙軌”價格下，補貼的作用是很難定向和定位的。從總的趨勢看，隻要有效供給得到解決，我們就必須將市場引導價格作為副食品價格的唯一準則。這時，財政補貼的投放就可以做到涇渭分明，如對生產的保護價和對居民消費的“明補”均”以按市場情'況而定，且對商業的“暗補”能夠較順利地取消。
對副食品價格的調整，不能實行“一刀切”政策，應采取不同品種不同對待。那一類副食品改革條件成熟，就先改那一類。
從我國副食品補貼和價格的現實情況看，敏感性強的副食品恰恰是改革的條件較為寬鬆。一九八七年我們曾對3800戶居民就十八種商品價格變動的擔心程度進行了調查，居民擔心程度最強的是蔬菜。
從目前情況看，除糧食以外，其它副食品價格的變動均有一定餘地，尤其是蔬菜，在菜農生產的比較收益率明顯提髙後，逐步擴大市場引導價格的程度，條件已較為有利。因此，我們在製定副食品價格調整方案時，旣要考慮它的敏感性，又不能因其敏感性大而忽略其客觀條件。改革既不能冒進，也不可縮手縮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