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當年與黨支部書記吵架，起因是宅基地（這是農村容易起糾紛的問題之一），被判五年，去了勞改場。他把勞改場說成天堂一樣：“那裏比家裏吃的都好，定期吃大米白麵，幾乎每天的菜裏都有點肉，那裏搞獎金製度（當時社會上批資產階級法權，堅決抵製物質刺激，大批獎金，房山有個長溝峪煤礦被宣傳為“堅決抵製物質刺激”的典型），每個月能分十來塊錢。勞改五年攢了二百多元，出來後可沒辦法了。
老爹因為兒子坐監獄氣死了，哥哥跟我分了家。我分了兩間冷屋子，每天下地幹活，回來是清鍋冷灶，還得自己燒火做飯。顧得了吃飯，顧不了下地，顧了下地，顧不了吃飯。我一看沒轍，就給勞改場領導寫了封信，要求回去。勞改場回信說，你犯罪了，才歸我們管，沒犯罪，我們管不著。那好，我就再找點罪犯。”我問：“你犯什麼罪了？”“往河北省倒騰電機、電線。”“你倒挺能耐啊。”“這算什麼，沒大錢，有大錢還能賺大的。告訴你，錢賺錢，不費難；人賺錢，難上難。”這是他從生活中體驗來的。這就是現在被媒體熱炒的“財產收入”。
旁邊有個窩窩囊囊外地到房山做上門女婿的小夥子，聽“油子”講勞改生活入了迷，真想去。這位“油子”嘲笑他說：“小子無能，情願更名改姓（這是農村招贅寫的婚約文書的開頭語）……你到了人家，被人家打了，反而你被抓起來，這叫什麼事？你這點事離去勞改場遠了去了，人家就是給你個下馬威。你小子就是窩囊，出去跟我去幹吧。這麼棒的體格，給我扛電機，一天就能賺個十塊八塊的。”這個倒插門的女婿聽了興奮得不得了。
這個“油子”除了胡侃外就是“逗瘋子”。那個精神病患者也很可憐。他是六六屆初中畢業生，“文革”中父母被批鬥，全家被遣返回房山。房山在“文革”時批鬥“四類分子”手段殘酷，在北京有名，其父被打死，母親病死，他就瘋了。平常在外麵揀吃要喝，沒人管他。逢年過節、或有外賓來，嫌他有礙觀瞻，便把他抓到這裏來，過了節，也就放了，估計他快走了。瘋子不打人、不罵人，別人打他，他也不還手。他“瘋”的表現就是唱歌，而且音準、音色都還可以，不讓人討厭。看到當兵的背槍從窗前過他就唱“騎馬挎槍打天下”；看見有人進來，冷不丁就會唱一句“王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裏”；看見公安人員打開門提人，他可能會唱起來：“大叔大叔救救我，我不死，我要活。”聽起來真是淒慘，可是周圍的人都會大笑。他會的歌很多，有時他輕聲哼唱“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海麵倒映著美麗的白塔、四周環饒著綠樹紅牆，小船兒輕輕……”感到與這個場所真是不協調。“油子”逗他唱樣板戲中李玉和“獄警傳，似狼嗥……”看守進來製止，瘋子停了，“油子”
又鼓動他唱，當兵的又進來幹涉，往返三四次，當兵的急了打了瘋子兩個嘴巴，瘋子一改眼大無神，表情非常痛苦，突然號啕大哭，把一室的人都驚呆了。我責備那個“油子”，他說我也沒壞心，就是“解解悶”。
雖然傳訊、收容的人尚屬“人民內部矛盾”，但這個屋門也是被外麵插著，想出去，要向看守求告。每天兩頓飯，窩頭、玉米麵粥，有點菜。我剛進來，心煩，吃不下去，分給老號吃，看他們狼吞虎咽的樣子。我想，人在食和色這兩個基本麵上，與動物沒多大差別。
每天放三次茅（上三次廁所），屋裏有個尿桶。廁所在拘留所裏，放茅要經過有兵把守的大鐵門。拘留所裏由勞動號（進了監獄的人失去人的名稱，通叫做“號”）清掃，很清潔，廁所也是一樣。上廁所時，在屋門口排隊，報數，向把門大兵說清有多少人，解完手，再集合排隊，報數，出來過鐵門時向守衛報清楚，很嚴格。解手時常聽到拖著沉重鐵鐐的犯人行走，他們或是被提審、或是放風，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聽到腳鐐響，很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