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更關心的是國內高校的人文學科建設，更關心的是學生的學業以及他們的學術成就。他是“文革”後中國大陸最早大力倡導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老一輩學者之一，與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李賦寧先生等南北呼應，有力地推動了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孫景堯、盧康華兩人相互本不認識，是在先生的熱心牽線撮合下，才分別從哈爾濱和南寧來到上海先生的書房，攜手合作，推出了中國大陸第一部比較文學專著《比較文學導論》。同樣，也是在先生的積極聯係、推薦下，加上先生的老友、時任浙江文藝出版社總編的夏欽翰先生的支持，中國第一本比較文學雜誌《中國比較文學》於一九八四年在浙江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先生對這本雜誌非常重視，多次對我說，看一門學科是否確立，有三個標誌：第一是是否有本學科的理論專著，第二是有沒有走進大學的課堂，第三是有沒有一本自己的專門雜誌，關照我一定要認真把這本雜誌辦好。他不僅自己為雜誌撰稿，還寫信約胡風這樣的著名作家為我們這本新創刊的雜誌寫稿。與此同時，他還經常為雜誌薦稿。
其實，在先生家裏吃飯並不是單純的吃飯聚會，更多時候它更像一場小型的學術聚會。一起吃飯的也不限於我們幾個常客，經常還有報社、雜誌的記者，出版社的編輯，以及外地來上海出差專門來看望先生的專家學者，等等。因此，飯前，飯後，甚至在吃飯過程中，談話的內容也大多離不開學術研究。我們或是聽先生講文壇往事以及先生自己的傳奇經曆（我曾把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海提籃橋監獄裏邂逅邵洵美的故事轉述給樂黛雲、饒芃子教授聽，她們聽了也非常感慨，唏噓不已），或是彼此交換學術信息，暢談各自的研究計劃。我和思和給台北業強出版社主編的幾套叢書，如“外國文化名人傳記叢書”和“中國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等，就都是在先生的書房和飯桌上醞釀成熟的，這些叢書給我們的青年教師、博士生們提供了練筆的機會，也給他們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先生盡管年事已高，但他的思維卻仍然非常活躍，學術視野開闊，經常會給我們出一些好的點子。正是在他的建議下，我翻譯出版了《普希金散文選》，任一鳴翻譯出版了《勃留索夫日記鈔》、宋炳輝翻譯出版了《伍爾芙日記選》，等等。朱靜教授也是接受了先生的建議，把紀德的《訪蘇歸來》重新翻譯出版，贏得了讀書界的注目。我本人關於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史的思考，更是得益於先生的許多教誨，包括具體指點我去閱讀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和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從而使我對中國的翻譯文學史概念的形成、發展過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先生晚年最高興的事就是看到他的學生們、晚輩們有新的科研成果出版、發表。每次當我把新出的某本書給他送去時，他的興奮之情簡直比他自己出了一本新書還高興。他對學生、對晚輩的這種關愛是由衷的，發自內心的，為此他在晚年不遺餘力地為他的學生、為晚輩們的科研成果寫序，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們、讓晚輩們能早日在學術界脫穎而出。而讓我感動的是，先生在為我們這些晚輩和學生的著作寫序時，從不居高臨下，而是持一種非常謙和的心態。正如他在為拙著《譯介學》寫序時所言：“寫序雖然花掉了我不少時間，我卻是樂此不疲，因為我覺得為中青年朋友的著作寫序，實際上也是一個與中青年學者交流思想的很好的機會。
在寫序的過程中，我也從他們的著作中掌握了不少當代學術界的新信息，看到了不少新思想，也學到了不少新知識。”不難發現，平等待人的思想實際上體現在先生行為的所有方麵。
先生走了，不過我覺得先生沒有走遠，他仍然在我們身邊。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崇高品格，他對我們的無私關愛，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寫於2009年1月27日農曆正月初二第9章文壇掠影
我是一個“憤怒的作家”，我寫的是“苦難文學”——楊顯惠和他的“命運三部曲”
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曾被《出版人》雜誌、《中華讀書報》、《新京報》評為“年度圖書”。又因楊顯惠“直指人心痛處與曆史傷疤，顯示了講真話的勇氣和魅力”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魅力人物”之一。最近他的《夾邊溝記事》被修訂重版。
繼《定西孤兒院紀事》（2007年3月）之後，花城出版社又修訂重版了《夾邊溝記事》（2008年9月）①，使楊顯惠的“命運三部曲”有了一個整齊的陣容，待到醞釀中的第三部最終完工，中國文學界的一件“大功”就將告成。
在當今文壇上，楊顯惠並不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但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卻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時期人感到驕傲或羞愧的作家。他一九四六年出生於蘭州，一九六五年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當過農工、售貨員、會計、教員、鹽場秘書，有著大量的底層生活經驗。一九八○年開始發表作品，短篇小說《這一片大海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