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爾雅》等古籍對茶的記述
戰國時期，秦國起用商鞅，改革圖強，國力強盛。又采用遠交近攻的策略，分化瓦解反秦的合縱同盟，逐個消滅魏、趙、韓、楚、齊、燕等六國，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封建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秦王朝。隨著國家的統一和各地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茶葉的采製、貿易，不僅在巴蜀，而且在荊楚等地區，也進一步發展起來。秦朝統治全國時間不長，加之秦始皇采用焚書坑儒的政策，因此史籍沒有留下多少茶葉的資料。到兩漢時，在我國古代文獻中，不僅《爾雅》、《說文解字》等一類字書中，而且在一些醫藥著作和筆記小說中，也都出現了茶的專門介紹和記述，是我國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記載的最早時代。自此以後，我國茶葉便進入了有文字可據或信史可考的時代。
《爾雅》是我國第一部詞典，大體是由漢初學者綴輯周秦諸書舊文，遞相增補而成的。《爾雅》共十九篇，在其中《釋木》一篇中指出：“鉱，苦荼。”唐代之前，僅有“荼”字，沒有茶字。那時的“荼”便是茶了。西漢人郭璞給“鉱”作了注釋，稱鉱是一種如同？子一樣的小樹，葉子可以煮作羹飲。每年，從鉱上采葉子，采得早一點的叫做荼，采晚了，葉子老了，便叫做茗，也有人稱為羈，蜀人則稱為苦荼。這表明當時中原和全國大多數地區雖然無茶和還不飲茶，但關於南方有茶和巴蜀飲茶的傳聞，流傳已廣，以至社會己有了要求字書收錄和解釋的需要。
西漢武帝時的大文學家司馬相如，他寫的《子虛》和《上林》兩賦，流傳至今，很有名氣。而他也寫過一篇字學書叫做《凡將篇》，這部書流傳不廣。在《凡將篇》裏，司馬相如記錄了許多中草藥名，如桔便、款冬、貝母、羈詫、白芷等等，其中的“羈詫”就是茶葉，詫是古荼字。司馬相如是四川人，他曾和卓文君私奔到成都，因為“家居徒四壁立”，無法生活，又回到卓文君的娘家所在地臨邛，弄間草廬開起酒館。他的說法，很可能來源於家鄉的親眼見聞。西漢末年，揚雄所著的《方言》中也說到，“蜀西南人謂荼曰踜”。揚雄也是四川成都人，而《方言》是敘述西漢時代各地方言，所說當為不差。
說得更為具體而生動的，是西漢後期王褒的《僮約》賦。這篇賦寫於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是一篇遊戲文字，說的是王褒曾到一位寡婦楊惠家作客，楊惠的僮仆便對他很不禮貌，非但不肯替王褒酤酒，還拖了根大棍子到楊惠亡夫墓前叫嚷，說些十分難聽的話。王褒大怒，要楊惠將這個惡僮賣掉，這個僮仆聽了便說：“我這個人好衝撞人，沒人要我。”王褒表示自己願意買，說著就準備起草契約。這個僮仆又說：“你要我做的事，必須全部寫在契約上，否則，我是不幹的。”王褒回答說：“好吧。”接著便洋洋灑灑寫將起來，一直寫到這個惡仆求饒為止。
王褒列舉的種種雜役中，有兩樁與茶有關，那就是“烹荼盡具”和“武都買荼。”荼即為茶字。這兩條意思是規定這個僮仆必須經常為主人烹茶，洗滌茶具。還必須到武陽（今四川彭山縣雙江鎮一帶）去買茶。從這篇《僮約》可以看出，至少在西漢時期，茶葉已經成為四川地區百姓的日常飲料。
二、蜀地茶業的繼續發展
正如前文所述，蜀地茶文化的興起晚於巴地茶文化。但是茶文化一旦在蜀地興起，便發展迅速，並且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到漢代，蜀地的茶業發展遠遠超過巴地，成為四川茶葉的主要產區。王褒的《僮約》說要僮仆到武陽買茶，正說明漢時巴蜀茶葉已經轉入商品化，武陽縣已成為當時最早的茶葉市場。
兩漢時，成都交通已四通八達。陸路上，早在秦時已與中原相通，西漢時增為兩路抵達長安。與西南滇、黔的道路也已開辟。四川內地各地交通更是暢通無阻，成都至臨邛、武陽的運輸繁忙。當時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車馬。成都各地漢墓都有車馬出土，而且數量很大。從成都漢墓出土的畫像磚（石）中常可見到兩輛（匹）或三輛（匹）車馬並行的場麵。如成都市郊出土的“騎吹”畫像磚，上麵畫著六匹駿馬列成二排三行齊頭並進。從中不難看出當時成都地區的陸路交通情況。水路上，秦國蜀郡太守李冰率領蜀郡百姓建起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而且還疏通了鄲江、檢江等河流，使舟船得以通行。從成都順江東下，可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相通。如此發達的交通運輸，使成都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茶葉集散地。四川沿路各地區的茶葉源源不斷地輸入成都，為成都市場提供了充足的貨源。同時，各地商賈又將在成都市場買得的茶葉經水陸兩路運往中原和長江中下遊地區，這對四川茶葉在全國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成都茶葉市場的活躍又對巴蜀地區的茶葉生產起到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