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真誠本應是一個問題的兩麵，真誠的道德才有力量，符合道德的真誠才能高尚。而在傳統文化中道德往往與虛偽結緣。這與古聖昔賢往往把道德指標定得太高、定得不近人情有關。昔人有關，“好詩不過近人情”，道德也應如此。
例如自從孟老夫子說過“何必曰利”以後，儒生文士對於“利”總是抱著這種態度：心竊好之，而又不敢或不願光明正大地去攫取，似乎公開索取便有見利忘義之嫌。後世的儒者更是把道德與利益尖銳地對立起來，認為二者不可兼得，可是他們往往打著追求道德的幌子，實際上是不擇手段地攫取實利。
在仕與隱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對於士人來說，仕與隱皆是吃飯之道，真正名利兩失的是“謀官謀隱兩無成”的倒運人物。可是《周易》有雲“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大家便認為作官與名利聯係在一起是汙濁的，而隱居才是清高的。於是士人在自鳴清高時便讚美歸隱，而在追求實利時自然歆羨作官，平時則遊移仕隱之間。人是不能離開“利”而存活的，古代知識分子出路又極其狹窄，隻有出仕為官才能有好飯可吃（或者家有產業可以安心作地主），因此，自先秦以來，士人中就出現了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故作清高、矯情詭行者有之；身在江湖、心懷魏闕者有之；以官為隱，身在其位，不謀其政者有之。它一直扭曲著士人的心態，時至今日，仍有影響。人們稱之為假淸高。
為什麼“清高”偏偏與“假”聯係在一起？這說明孟子與《周易》為士人所訂立的倫理標準，不符合他們的生活實際，人們多是假其名而已，真正躬行者甚少。士人自春秋時代從貴族最末一個等級分離出來，成為“無恒產”者，他們的“產”，隻有他們的知識與技能。他們用這些去換飯吃這就要直接或間接地為皇帝、國君服務，出仕為官，成為國家的雇員。如果不作官，須有田地可耕，如孔子的高足顏淵就有“負郭田”（靠近城邊的田地）五畝，可以維持最低生活水準。如果連這點田地也沒有，那就隻能像漢代梁鴻那樣替人家作長工（那是極少的），或者隻能餓死了事。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很難作到的。士人們很難把孟子所要求的、《周易》所表彰的那種倫理標準貫徹到底，但這些又在輿論上佔著上風。利與義、仕與隱似乎成了兩難選擇，於是大多數士人便藉助虛偽去對待這個兩難選擇。
首先是利益不能丟的，能夠當官的還去當官，能夠取利的還去取利，然後再用合乎聖經賢傳提倡的倫理標準去文飾它、妝點它，作到美名實利兩不誤。時代不同，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美名。戰國時齊國統治者采取資助學術的辦法（這是較為聰明的一著），《戰國策·齊策》中有個故事：齊人見到學者田駢說：“我聽到您的崇高議論，您寧願為人服役而不去作官。”田駢說：“您還聽說些什麼？”齊人回答說：“我聽說鄰人女兒的故事。”田駢又問：“這是什麼意思？”齊人回答說：“鄰人的女兒，拿定永不嫁人的主意，可是她剛剛三十歲，就有了七個孩子，出嫁倒是沒有出嫁，而其體驗早超過一般出嫁的了。現在您打定主意不作官，可是拿著國家一千鍾的俸祿、隨從侍衛有一百人。您是沒有作官，但所受的待遇早超過一般當官的了。”田駢聽了，無言以對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