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駢以不在齊國為官而自鳴清高，但卻應齊國開辦的稷下學宮之聘請，當了一名吃齊國俸祿的特約研究員。當時齊國對於稷下學者特別優待，其俸祿超過一般官員的數倍，而旦不必負擔實際責任。這些研究員整日談天說地，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發展，又清高，又實惠（可惜為時太短，否則對於中國古代哲學、科學的發展必有重大的推動作用），但在世俗人的眼中：他們既然接受了國家的俸祿，也就成為國家的雇員，平時以“不宦”的自鳴清高便落了空。這正如那位宣布“獨身主義”的“貞女”一樣，才三十歲，就生了七個孩子，巳接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英雄母親”的標準了，她還在反複強調“不嫁”，實際上她作為女性生活的體驗已經大大超過“雙身主義”者了。後世還有“小隱隱山林，大隱隱市朝”的花樣。意為伏處山林，不入城市，蓬門蓽戶，躬耕自食，經曆苦辛，那隻是“小隱”。比“小隱”更高尚的是“大隱”。大隱者居於鬧市，宦於殿廷。其所以稱為“隱”，就在於他不為這些動心，說白了，仕亦可，不仕亦可，出仕既不望升遷，又不負責任。這就叫“吏隱”。這樣既有“隱士”之美名，又不必吃傻隱士必吃之苦；既享受了榮華富貴，又不必為執掌的政事操心，真是一舉數得，但從中也可見中國文士是如何在“義”“利”兩難選擇中投機取巧，既吃掉“熊掌”又不舍棄“魚”。白居易晚年，官至二品，拿著豐厚的俸祿，在洛陽享盡富貴風流，他也有詩說：“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後人並不以此為非，反而傳為佳話，作為“吏隱的樣板。盡管白居易青壯年時很有抱負，作了許多於民有益的事，但其晚年意誌消沉，實不足為訓。”
中國的傳統道德雖不能說皆悖人性，但其矯激之處隨處可見。甚至可以說沒有一項道德的完美不與摧殘人的肉體、精神相伴。傳統道德似乎很少與精神的歡樂相依。雖然過去的道學家把“孔顏樂處”掛在口頭，那也許隻對他們自已。他們在為社會製定道德標準時，確是強調一要“苦”二要“死”的。例如欲作忠臣，那就是比幹剖心、樂羊食子、屈原自沉、嶽飛冤死，要人們不怕苦不怕死，隨時準備為君王獻身，那怕他是獨夫民賊，或者昏蟲白癡。如欲作孝子就是王祥臥冰、郭巨埋兒、閔子騫鞭打蘆花、老萊子彩衣娛親，總之孝子要為父母摧殘人格，付出自己乃至子女的生命。至於欲作貞節烈女所受的精神和肉體的苦痛，更是罄竹難書。
這些精神和肉體的苦痛往往是常人很難忍受的，但社會又如此要求他（或她），於是隻能相率而偽。道德的精義在於真誠，作出來的、給他人看的道德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說傳統道德的矯激正是助長虛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