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李商隱在《詠史》詩中曾雲：“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這確實代表了古代哲人對國家興亡根本原因的探求。他們認為隻有勤儉才能興邦，奢侈將導致亡國。當然，這種看法不能說它錯。在生產不發達的時代，統治者消費的豐儉確實對政權的穩定與否有巨大影響。如秦始皇修阿房宮、驪山動輒投入一百多萬勞力；隋煬帝征發二百萬人營造東京洛陽，又發壯丁百餘萬開通濟渠以供其南下揚州看瓊花。這些都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再加上他們在生活上淫糜奢侈、揮霍無度，敲剝天下骨髓、離散百姓子女，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得百姓有萬死而無一生，最後不得不揭竿而起，天下雲起而響應，看似有金湯之固的王朝，頃刻瓦解。與此相反，周初統治者提倡節儉，教導繼承者要懂得稼穡之艱難，這樣周朝享祚八百餘年（在曆代王朝中，周朝享祚時間最長，原因眾多，“儉”隻是其一）。由此知，“儉”與“奢”本是哲人與廣大民眾對於最高統治者的要求。不知始於何世，它漸漸地變成統治者對百姓的說教。
封建時代的老百姓主要是農民。四民——士、農、工、商中，以農民最苦。他們四季耕作，一年苦熬。晴天一身汗，雨天滿身泥。用盡心力，其所得也是僅能糊口而已。因此“儉”與“奢”本與他們不相幹。統治者頻頻告誡他們要“克勤克儉”，實際上是限製他們消費而已。近幾十年來被史學界盛讚英明無比的康熙皇帝就現身說法，說自己節儉，每天隻吃一頓飯；而漢人之所以窮就是因為不知節儉，不僅日吃兩餐，有人還要吃早點或宵夜，怎麼能不窮？這些教誨弄得老百姓連多吃一碗粥都感到是“浪費”，似乎隻有不吃不食，才是“順帝之則”。
明代醉月子所編《精選雅笑》中有個笑話說：有位縣太爺出行，見一個輕薄少年在街上大搖大擺地走著。風吹起他的外衣，露出裏麵穿的紅綾褲子。官老爺見了十分生氣：“什麼東西，這麼奢侈，給我拿下，重責十板。”如虎似狼的差役馬上把少年按在地上，用刑杖責打。剛打了五板，少年突然站起來說：“老爺，褲子的上半截是麻布接的，隻有半截是紅綾做的。”醉月子評論說：“輕薄少年的自辯純粹扯淡，我看還應該加倍重責。我每在街上看到不遵禮製，穿紅衣服的人，氣得我兩眼發白。‘半截是麻布接的’，這是沒錢還要擺闊，簡直就應該打死！”
統治者不僅諄諄教導百姓以“儉”，而且還用板子力戒其奢。雖然“父母官”如同父母一樣，可以隨時“教育”、責打子民，外人不能說三道四；但僅因為穿條（後證明還是半條）紅綾褲就按在街頭敲打十板，亦嫌荒唐了一些。這正如親爹親媽在大庭廣眾中管教成年孩子，雖說是其正當權力，但亦嫌其不雅。然而編者“醉月子”還嫌官長的處理太輕，不夠味。這位以“一醉累月”署名的編者，看來也是不得誌者，否則他就不會為坊間編纂笑話賣錢了。但他還很正統，以奴隸總管自居。曆來的奴才頭就比主子凶惡得多，“醉月子”也是如此。他主張像這類穿半截紅褲者，馬上就應“打殺”，切齒之聲可聞，真是與之不共戴天，恨之入骨了。
“醉月子”為什麼如此沒有雅量，力主使用暴力呢？因為在他看來，此時的矛盾性質變了，如果說不遵禮製，穿紅綾褲子隻是富家子弟的“輕薄”，不知節儉，因此，隻是鄙視、教育的問題；而穿半截紅綾褲者則是分明無錢，而又好出風頭，溷跡於富家子的行列，擾亂視聽，故尤為可惡，必須打殺。服飾衣著雖屬外表，但在封建時代卻起著昭示等級、表明身份的作用。老百姓的常服應該是布衣。明代市井富民，雖然有錢穿上紗鈾綾羅，但是顏色隻許用青、黑二色，不許標新立異，隻在領子上用白綾或白絹護之，以顯示與仆隸有別。這是明初的規定。萬曆以後，江南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一些富家子弟服色亂製的情形比比皆是，因此，很引起一些正統人士的痛心疾首。這位“少年”在“醉月子”等正統派人士看來較那些亂服章之製的富家子弟更為可惡。人家有錢而躐等亂製還屬於有錢燒包；他沒有錢還要勉為其難去作出頭椽子，則是故意反動。對這種不遵守製度的家夥不“打殺”怎麼能使世界齊整劃一、井然有序？
穿半截紅綾褲者的遭遇說明了個體在傳統文化中是沒有合法性的。儒家強調的“愛人”是指泯滅在群體中的人。誰要從群體的水平麵上鑽出，表現出不同的個性，誰就麵臨著打擊與毀滅。隻有天生的侏儒才能在群體的大海中優遊自得。而執掌這個鏟平使命的就是各級官吏，他們用板子和屠刀整齊著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