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21日，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正式公布，明確指出“十一五”時期（2006-2010年）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時期。這是2004年以來中國連續第三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彰顯了中國領導人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和信心。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際上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0世紀50年代我國製定國民經濟“二五”、“三五”計劃時，就已經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問題；1982、1983、1984年的三個中央1號文件，1991年中央l號文件中都有基本相似的提法。但是必須看到，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背景、內涵與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和重大的曆史及現實意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可以看做是黨中央為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所提出的新理念、新要求、新措施，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20個字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我黨對農村工作的新概括。
隨著時代的發展，農村建設的提法也會與時俱進，產生出更具有概括力和影響力的概念，但這些新的提法和新的概念其實質都是農村社會發展。農村社會發展包括經濟層麵的工業化、社會層麵的城市化、政治層麵的民主化、文化層麵的世俗化、觀念層麵的理性化；農村社會發展也可以概括成發展農村生產力，調整完善農村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全麵加強農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及時總結農村社會的發展經驗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共識之一：能否解決好農村社會發展問題直接關係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衰和小康社會的成敗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十分重視農村社會發展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都曾從農業發展的普遍規律出發，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注意分析資本主義時代的工農關係和城鄉關係及其發展趨勢。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他們從無產階級革命需要出發研究工農聯盟問題，首先提出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問題，突出強調在農民占人口多數的國家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他們還從社會主義建設角度考慮如何解決農村社會發展問題，並且對未來社會農民、農村和農業發展的前景進行了科學預測。《法德農民問題》是係統闡述農村社會發展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德國當時是一個分散的、封建的、很多小的封建領邦鬆散地聯合在一起的、資本主義剛剛起步的國家，其農村、農業、農民問題非常突出，其次是法國。如何對待和處理農村社會發展問題，是當時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麵臨的重大實際課題。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提出要解決工人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問題必須要重視農民問題的命題，特別強調工農聯盟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過程中和建立工人階級國家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
俄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對如何解決農村社會發展問題一開始也經曆了一些曲折，走了一些彎路。列寧從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度很快認識到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性，製定了包括在農村發展商品經濟、鼓勵農民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力、組織自願結合的合作社的新經濟政策。
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采取了剝奪農民的辦法來實現蘇聯的工業化，沒有解決好農村社會發展問題。盡管在當時戰爭背景下，這一政策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剝奪農民的問題仍沒有得到糾正，結果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很大損失。社會主義發展曆史表明，要搞好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解決好農村社會發展問題。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也是如何解決好農村社會發展問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堅信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的出路，但如何走俄國人的道路並沒有考慮清楚。在中國革命初期，我黨照搬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城市後農村。幾次“左”傾錯誤的突出表現就是忽視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注重在中心城市搞暴動，結果失敗了。隻有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把俄國十月革命所體現的武裝奪取政權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形成了一條正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先農村後城市的革命模式，從而開辟了由農村包圍城市的井岡山道路。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大國，不解決農村問題、不解決農民問題就無法成功地進行革命，這條道路的精髓就是正確認識中國農村、農民問題，重視中國農村、農民問題。正是我黨在錯誤與挫折中總結教訓，深刻認識到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性，最終才走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