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製洋參丸要辦流水線、大成本，得冒險，得借錢興業。
經朋友幫忙，終於借到了四十多萬元。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我在香港灣仔莊士敦道租了一個氣派的門麵，光月租就一萬八。我像是一個賭徒，猛著膽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貨，後給錢，在他的藥廠加工了二幹盒洋參丸，取名“一洲洋參丸”，先行投放市場。
現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參丸市場打開了，但當年誰知道你這個“一洲洋參丸”
啊？要讓廣大消費者接受，得花一大筆錢去做廣告。負債也得做。
當時，手上的資金沒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著的一點首飾玉器都拿去賣了。我咬著牙，在港澳和國內外的媒體上發動了廣告攻勢。報紙、電視的廣告一齊上。
錢拋出去了，廣告也打出去了，但會有人來買嗎？
一個月過去了，沒有反應。
兩個月過去了，還是沒有反應。
我的心都懸起來了，難道錢丟到了水裏？
有朋友安慰我，廣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時間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們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著有訂單飛來。每天到郵差送信的時候，全家人都會到門口去望。等郵差的時間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四十分鍾就到門口去等了。
我一邊等廣告的反應，一邊展開營銷的策略。
為了讓市場知道“一洲洋參丸”，我拿著登有廣告的報紙，到港九各家藥店挨家挨戶地問。
“老板，你這兒有‘一洲洋參丸’嗎？就是這個——”我指著報紙說。
老板搖搖頭，他當然沒有。但老板很機靈。
“先生，這個‘一洲丸’，現在俏得很啊，本店剛剛銷完，如果你要，請留下電話，明天進了貨再通知你。”
我知道他已經“中計”，心裏暗笑。
回到家裏，他要“一洲洋參丸”的電話果然就來了。
就這樣很多人都感覺到：“一洲洋參丸”是市場上的俏貨！
四個月後，我收到了第一封從內地來的要“一洲洋參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幹部寫來的。
真是一發而不可收。緊接著，內地要洋參丸的信啊，訂單啊，不斷飛來，接著是台灣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來了。
“一洲洋參丸”的市場終於打開了！
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順風……一九八九年的國慶節，我以共和國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俯瞰城樓下歡騰的人群、海洋似的鮮花，我的熱淚突然湧了出來。
從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後，我又回來了。
離開他時，我是個衣衫襤褸，一文不名的“投機倒把分子”，現在，我是為祖國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的“政協委員”。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親的小山崗，身後跟著市裏的書記、縣長、鄉長，還有一大批親戚朋友。
我跪在父親的墳前，哭得像一個淚人。
我拿有限的積蓄，在家鄉門石鄉辦了一所學校，用父親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學樓，讓更多像當年的我那樣的窮孩子能上學。大家都讚揚我的義舉，說我不計前嫌，誰又知道我的真實內心？
父母不在了，但還有一個父母在：我的家鄉！
關係百氏潮時的二三——蘇聯駐華使館首席翻譯揭秘中蘇關係內幕
顧達壽口述鄭少鋒執筆
最近，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大使館首席翻譯顧達壽口述的《直譯中蘇高層會晤》一書，顧達壽是中蘇關係發生急劇變化的見證人。因此，這本口述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現將其中的部分內容摘登如下：
周恩來保證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隨著“文革”運動的興起，中共與蘇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愈來愈尖銳，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愈來愈惡化。
在中蘇兩國關係如此敵對的形勢下，這個時候我在蘇聯駐華使館從事外交工作，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艱難。而且，我在中國常常麵對有些中國人的仇視的目光。
一九七一年春天，有一次，我駕駛著蘇聯製造的伏爾加轎車剛駛出我們的使館大門，因為街道上行人很多，我開得不快。就在我剛要加速行駛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徑直衝到我的車頭前麵倒下。我急忙刹住了車才沒有碰著他。
我立刻下車，他卻躺在地上假裝受傷而故意不起來。這時，從前麵的崗哨亭裏下來一位值勤的交通民警。他查看這個人是否受傷。當民警解開他的大衣扣，我發現他穿的大衣裏麵還緊裹著兩件棉襖。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有人在故意製造一起車禍，然後加害於我。我可能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
此事之後不久，我又遭遇了一次蓄謀的未遂事件。那次我是開車外出回使館的路上。快到北京東直門大街的路口時，我立刻想起這裏就是上次差一點出事的地方，便減慢了車速。這時，前麵的紅燈閃了，我趕緊停車。此刻，隻見從路旁衝出一群年輕人，他們不停地用拳頭敲打我車上的玻璃窗，用腳踢著車門。為防止意外，我坐在車裏，關閉著車門和車窗。他們便使勁朝我的車窗吐唾沫，同時他們對我喊著“打倒蘇修”的口號。奇怪的是，前麵的交通指揮紅燈一直閃著，足有十分鍾沒有變換成綠燈。後來的汽車隻好停在我的車後。這時有越來越多的群眾圍觀，而那些年輕人還在不停地喊口號，但卻無人出麵製止。值勤的交通民警仍然坐在指揮的崗哨亭裏對此視而不見，約莫過了十五分鍾才開始亮出綠燈。我想，很可能他是故意這麼做的。於是，我趕緊發動伏爾加轎車，駛離了那個可怕的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