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曹禺
郭啟宏
記得那一年，某次全國文代會前夕，我應邀回潮州，為家鄉的大學講課。在我的“詞典”裏，文代會者，無非是一次“換屆”，或日‘重分配、再就位”，代表的作用也就舉一舉手。北京籌備組的熟人調侃我，你可真牛，文代會都不來。我笑著解釋，實在脫不開身。就在開會前夕，我從報上得知，曹禺先生逝世了！我當即給李玉茹先生和萬方女公子去電話……當時隻是惘然，之後多有懷念。我寫過幾篇文字，始終不滿意，我總覺得自己並不了解這位堪稱恩師的前輩。
我與先生的交往其實不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地位懸殊，宛若雲泥。先生於我，向來‘危乎高哉”，我始終仰望著先生，我沒有瑞士人迪倫馬特的勇氣，把前輩權威隻當作‘對話者”和‘激發者”，盡管我心裏明白，迪倫馬特的說法不無道理。
在我調入北京人藝之前．曹禺先生會上會下都曾談到我和我的劇本，特別是那部《南唐遺事》，令我受寵若驚；到北京人藝後，我的首部作品是《李白》，是時隻求上演，別無奢望。劇本是於是之大兄帶到北京醫院給曹禺先生的．不承想竟得到先生的大褒獎，又寫信，又題詩，令我大喜過望，但我想起社科院關於錢鍾書的一句歇後語，“錢（鍾書）讚——不可當真”，在曹禺先生麵前．我確實不敢沾沾自喜。
我與曹禺先生第一次比較深入的‘對話”，不是談創作，而是談“師道”。應該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我去北京醫院看望曹禺先生，說起兩天後要去廣州，參加我的導師中山大學王季思教授從教七十周年紀念活動，曹禺先生說，他與季思教授有過一麵之交，惜無機緣深談，他說他十分敬佩季思先生的學問，要我見麵時一定轉達他的問候，然後談起老師這一神聖的職業．他說他有過很多老師．念起一連串名字，我隻記得張彭春，還有巴金，他神情嚴肅地說，天地君親師，五倫之中，別的不說，那是無從選擇的，唯獨這個師，最了不起，沒有血緣關係，卻把一生的知識無私地傳授給學子，師道尊嚴是批不得的，得有師道！後來，我回到母校，作為季思師受業的學生代表在大會上講了曹禺先生的這番話，永芳堂裏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事後，季思師對我說，你替我謝謝曹禺先生，他懂得我的心，生能得此一語，死可無憾！
有一次，我潮州老家的石壁山風景區要搞文化碑林，有關部門選中山頂上一塊巨石，通過我請曹禺先生題字。我跟曹禺先生直說，他痛快地答應，你的家鄉，應該寫的。我為他鋪紙溶墨，他忽然問，寫什麼？我說您寫什麼都行，人家要的是‘曹禺”二字，他說，你出詞吧！我連連擺手，我哪敢呀？他又解釋，我一想詞，頭就疼。無奈．我隻好另紙寫上三個字——“攬玄黃”，行不？他一看，嗯，山頂上，天地玄黃，好！一揮而就。這三個字如今成了風景區的一幀名片。
交往的多寡究竟有限量，而影響的深淺則屬無形。就我個人對戲劇的認識，更把話往絕對上說，中國的劇作家堪稱大家的，隻有曹禺一人！北京人藝被稱作‘郭（沫若）老（舍）曹（禺）”劇院，“郭、老、曹”
並提，且置曹於末後，妥否？當然，學術上的排序不必過於認真，初唐四傑‘王、楊、盧、駱”，當年當事人就有異議，後代後來人更多歧見。倘若論及真正對戲劇藝術規律有精準把握．當推曹頭（老北京人藝人對先生的尊稱）．郭與老，不及也！更有高風亮節，先生作為人藝一院之長，全力揖讓郭與老的作品在人藝舞台上占盡春光，這是何等博大的胸懷！
我每感到曹禺先生對人對事常有一種偉大的寬容。近幾十年來，人們對先生多有批評，這種批評包括為人和作品。比如作品，尖銳的批評集中在他於中國政權易手後寫的幾個劇本上：而對早年間的名著，偏又肆意劫掠。先生的名著被後來者“改編”的次數幾乎不可勝數，他似乎沒有反對過，他寬容後來者施行各種各樣的“嚐試”，他容許後來者站在他的肩膀上向茫昧眺望，與其說他不計較，莫如說他有一種巨人的自信。尊家聽說過曹禺先生明白表示過他支持哪一種“改編”（或日“解構”、“顛覆”）嗎？換言之，尊家無妨想想，《詩經》《楚辭》需要‘改編”嗎？莎士比亞需要“改編”嗎？在下說得再直白點，不朽的傑作是不能‘改編”的！許多‘改編”者無非借助曹禺先生的大作“沽”
“釣”時下的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當此際，我相信先生在九天之上當“頷之而已”。（語出《左傳》）
中國研究曹禺的專家田本相君，寫了一本《曹禺訪談錄》，書中披露了曹禺先生的內心世界，他幾經斟酌，以‘苦悶的靈魂”為正題。我極口讚同這個正題，並應田兄之邀，寫了一篇文論，題目由茲而來——《惟其苦悶，所以偉大》。我認可一個道理，天才原本都是苦悶的靈魂！文章寄到《中國戲劇》，當時的編輯部主任很讚同，主編卻壓製，說現在是太平盛世，有什麼“苦悶”！主任為難了，真有點“苦悶”了，問我可否轉給《文藝報》？我說，哪棵樹不能吊死？文章便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似也未有誹謗盛世的不良效應。今日重提這樁往事，遑論如煙如鉛，鄙人已經出離憤怒了：當下的意圖正是著眼於“苦悶”二字，重新解讀曹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