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幹載其一乎！”蔣子龍先生的來信，讓我體驗到了這種‘逢其知音”的美好感受，也讓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道理：寫作是一種交往的藝術，是心靈與心靈溝通的藝術：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絕不會委屈而傲慢地認為自己‘養活了”別人，而是懷著感恩的心情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正是因為別人的存在，自己的作品才有了產生的可能，才有了存在的價值。我從蔣子龍先生的作品中，從他的來信中，看到了對他者的尊重，看到了一種有教養的風度。
2010年6月15日，北京平西府
一本殘缺的日記
陳虹
這是一本殘缺的日記。
紙已發黃，土褐色的漆皮封麵也已有些破損，唯有左上角的那個裝飾畫還很清晰：工人舉著鐵錘，農民拿著鐮刀，烙下了半個多世紀前的歲月痕跡。
其中的內容則隻有一個月：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十四日．下至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十五日。三天之後它的主人便告別了人世——這時的他，剛剛過完十九歲的生日。
他叫陳晴，家裏人都喊他阿晴。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暑假。那是一個星期天，爸爸一大早就將我從床上拖起，說是帶我去頤和園。就在公園的大門口，那尊憨態可掬的銅獅子旁，一個陽光燦爛的大男孩迎麵向我們跑了過來。他長得很清秀，眼睛特別亮，爸爸俯下身子輕輕對我說：“快喊大哥！”——於是我這才第一次知道，遠在千裏之外的上海，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
這一年我剛剛上小學，但阿晴哥已經是高中畢業生了，他被母校——上海向明中學選派到莫斯科留學，臨行前先來北京俄語學院培訓一年，於是我們就這樣見麵了。
……然而再也沒有想到，留學生活僅僅才過去一個學期，阿晴哥給爸爸留下的那一大摞親筆用俄文寫好地址的信封也才用去不到十分之一，竟從中國駐蘇大使館傳來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的淩晨，阿晴哥因病而殤於莫斯科！
如此的噩耗，不要說爸爸無法接受了，就連當時尚處懵懂之年的我也久久緩不過神來。……幾十年過去了，阿晴哥始終成為我心中的一個謎，一個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心結。不曾想，冥冥之中上天似乎在幫助我，就在那天——當我處理完父親的後事，也就是按照他的遺囑，將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萬安公墓阿晴哥的身旁之後，竟意外地得到了一個消息：阿晴哥臨終前留下了一本日記。
日記本是由上海向明中學校友會寄來的——扉頁上，是手寫的四個藝術字：
“心靈之花”：底頁上，抄錄了一段雨果的話：“最酷似人類心靈的，莫如蜜蜂了。它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就像心靈從這個星球飛到那個星球。蜜蜂隨飛隨搜集蜜汁，正像心靈隨飛隨搜集光明。”我輕輕地撫摸著它，撫摸著這本五十三年前的遺物，我仿佛感覺到了主人的心跳，並同他一起經曆了心靈的最後一段曆程。
——爸爸曾經對我說過，阿晴哥是患心髒病去世的。
此話不假，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的日記中，出現了這樣的內容：
病魔拖倒我在床上，踏在我身上狂叫，獠牙透出了嘴皮，像一柄雙叉。
我忍耐著痛苦，以殉道者的精神迎接著它的殘暴的行為，我不知道還能活到幾時……從內容上看，沒有寫完；從字跡上看，潦草到難以辨認。看來他是真的病倒了，乃至最後的一句話是：“無力的手不能支持。”
裘慰庭是阿晴哥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從他後來給爸爸的信中得知：兩天後阿晴哥被送進了附近的一個醫院，“進院初因語言困難，醫師對病情了解不詳，頗為疏忽，因而進院後不久，即昏迷達十幾小時。留學生黨支部與學院領導幾次商討，設法為之轉院，但恐加重病人負擔，又聽醫院方麵說，可以請其他專家來會診，所以作罷。但不曾想……”
的確，自一月一日之後日記本上全是空白，直到一月十一日才重新有了記載一看來他終於蘇醒過來了。但他寫的是自己的夢：“黑暗中我望見一條白帶，這是路，兩邊是交叉的十字架，我向著這條路上走………‘上帝顯了靈，他說：生活下去，像殉道者一樣！”——他想活，他還年青啊！
再往後，則是不成文的東西了——一月十二日，是寫給同學的一封信，隻有八行，卻又打上了叉叉，作廢了；一月十三日，是一組組數字的排列．像是在算命．又像是在尋找生的希望：一月十四日，他開始給爸爸寫信，不知為何連續寫了四次才定稿：
爸爸：
一月三日晚突然心髒絞痛，脈搏增快，體溫在幾分鍾內上升到三十九度，當夜我被送到醫院。目前初步診斷是神經性心髒病，無特效藥，需要長期療養，且不能進行過分疲勞的活動（指病愈後）。因此我的學習問題必須重新考慮，現在就等大使館的決定。
關於我的病，我不想告訴母親。如果還能繼續學習，那麼就隻當沒有這回事：
要是決定我回國，那麼到家時再說明一切，可以減少母親的不安和焦慮。
據醫生說，我的病已有十幾年的曆史。奇怪的是為什麼從來就沒有檢查出來過，甚至最嚴格的出國體檢表上也寫的是心髒正常，真是令人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