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獻給你們家，才知道幸福就是吵吵鬧鬧這首由鄭進一、陳維祥作詞的《家後》，不就是李夫人最好的寫照嗎？我在心裏一遍又一遍地默唱這首《家後》，一直到了要說‘再見”的時候。這終歸是最難過的時候了，我不敢注視李夫人的眼睛，卻在李澤厚和海立握手道別的時候，感覺到了他的憂鬱。我別轉了麵孔。這時候，我看到沙發上放了一份影印本，那是美國權威出版社出版的諾頓文學理論批評文集。
在這本最新出版的書籍裏．添加了三位非歐美批評家的作品，他們是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的批評家，李澤厚就是代表中國第一次入選的。可以把這本影印件順手放在身邊，看起來，李澤厚還是在下意識裏，並不如他自己先前所說，對什麼都無所謂的了。於是我安心了，因為在這本影印本上，我又看到了他對生活的激情和希望。
回程的路上，我們在高速公路旁邊的休息區裏停下車來。無聲地仰躺在後車蓋上。眼麵前，科羅拉多遼闊的天空上，寂靜地升起了繁星，那麼貼近，就好像天和地融化在一起一樣。想起李澤厚最愛的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這大概也就是在他心底裏，美的體驗，美的情懷，美的道路，美的曆程。
寫於費城近郊2010年3月南洋的“京派文人”連士升
上世紀三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學經濟係學生連士升，於勤修學業之餘經常投稿《食貨》雜誌，為在燕京兼課的先父陶希聖所賞識，兩人建立起亦師亦友的關係：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又共事於香港‘國際通訊社”，公私關係更臻密切。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連士升攜眷逃離香港隱居越南，戰後幾經播遷，於一九四九年舉家定居新加坡，迭任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主筆、總編輯，南洋學會會長，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發起人、政府公共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六三年榮獲新加坡元首頒贈功勳章。連士升畢生筆耕不輟，著作豐碩，計出版書二十三本，包括遊記、散文、傳記（《甘地傳》、《尼赫魯傳》、《泰戈爾傳》）、信劄（《海濱寄簡》八本）等，是南洋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聲譽卓著的報人及文學家．享有‘南洋魯迅”之美譽。
陶希聖的“親兵”
父親陶希聖於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與友人合開新生命書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創力《食貨》雜誌《食貨》
半月刊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創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的兩年半中，前後共出版了六十一期．刊發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論文三百四十五篇《食貨》作者群中的何茲全、鞠清遠．武仙卿、曾謇，和未在刊物上出現的沈巨塵、薩師炯等人，都是父親北大時期的學生，他們自稱是陶希聖的“親兵”。父親那年應聘來北大任教，開中國社會史和中國政治思想史兩門課。他又輪流在清華、燕京、師大、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等校兼課，很是叫座。何茲全說：“當時，北大最受歡迎的教授有胡適之、傅孟真、錢賓四和陶先生四位先生。北伐戰爭之後，青年學生中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反思和前途問題，由中國革命性質而聯係到中國社會史的發展。最受歡迎的研究曆史的方法是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陶先生就是運用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來分析中國社會史問題的。陶先生講課聲音不大，而分析深刻，鞭辟入裏，生動有層次，循循善誘，引人人勝，教室裏擠滿了人。”
另外一位《食貨》的長期作者連士升，福建福安人，生於書香世家，七歲起在家鄉私塾啟蒙，繼而就讀教會辦的霞浦作元漢英學校及福州英華齋，打下良好的中英文基礎。一九二七年高中畢業，北上考入燕京大學，初習理化，次年轉入經濟係。
他上過父親在燕京社會係的課，也間或來家中和父親討論翻譯西方經濟史名著的事。泰來哥告訴我，連士升跟那幾位山東學生不一樣，他比較嚴肅，不像他們會開玩笑，會鬧。連士升比何茲全等人年長四五歲，一九三一年就從燕京本科畢業了，嗣後留校續念研究院，國學大師顧頡剛介紹他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在特別研究室中得一席位讀書寫作，同時為著名報章雜誌如《東方雜誌》《大公報》《申報》等撰寫或翻譯有關中外經濟史的文章。他日後回憶道：“在七七’抗戰前的幾年間，我幾乎無日不和這間圖書館接近，假如燕京大學給我以結交幾個師友的機會，那麼北京圖書館可以說是給我帶上治學的門徑。”畢業那年，連士升與燕大同學鄭侃嬨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