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日晚上10時30分，從俄羅斯聖彼得堡傳來喜訊，經過第36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投票表決，認定中國“澄江化石地”是地球生命演化的傑出範例，符合世界自然遺產標準，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至此，中國的世界遺產總數達到了43個。
我國數量眾多的世界級、國家級、省級、市縣級遺產資源承載了我國厚重的曆史，具有珍稀的環境、文化、社會和經濟價值。我國自然文化遺產通常被分為八大類：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旅遊景區、水利風景區、地質公園、自然狀態下不可移動的文物、曆史文化名城。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已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588個，森林公園2747處，國家水利風景區475處，國家級及世界級地質公園218處，4A 級以上旅遊景區1005處，省級以上風景名勝區90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351處，曆史文化名城118個。由此可見我國遺產資源分類之繁細，數量之龐大。
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是人類的生存依托與精神家園。長期沉澱形成的有獨特價值、稀缺、不可模仿、難以替代的遺產旅遊資源是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基礎，科學高效地管理遺產旅遊資源是中國實現世界旅遊強國的必要前提。
一、遺產資源開發引起的諸多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遺產景區企業上市、旅遊景區經營權轉讓等開始出現，之後形成了多種遺產旅遊資源開發模式，如“杭州模式”、“黃山模式”（徐嵩齡，2002）、“麗江模式”（林幼斌，2004）、“焦作現象”（劉鋒，2003）、“碧峰峽模式”（劉理科、劉思敏，2001）、“六枝梭戛生態博物館模式”（餘清、吳必虎，2001）等。但遺產旅遊資源在得以開發的同時造成的遺產資源破壞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人們對遺產旅遊資源地索道、天梯、飛行特技等的建設褒貶不一，遺產資源開發引起的諸多問題逐漸凸顯，資源破壞的步伐始終沒有停止。
例如浙江麗水縉雲縣仙都景區內的明代石刻遭到影視劇組破壞，用近似於山體的灰色塗料對景區內的國家級文物石刻“鐵城”兩字進行了噴塗覆蓋，而劇組負責人表示：“拍攝期間當地沒有任何機構向我們提及這塊石刻是國家文物。”
海南國際旅遊島相關遺產資源的開發一直被熱議，眾多專家認為五星級酒店數量的急劇膨脹、大量低價值的房產項目，已經造成了五指山等自然資源的破壞，長此以往，海南這塊天生麗質的淨土很有可能會被無節製的開發所破壞。
二、遺產地居民所付出的巨大代價
目前，國內眾多遺產地的開發利用忽視了當地社區對遺產資源的依賴，強製搬遷和外來資源的注入嚴重侵害了當地居民的利益及利用自身資源的權力，減少了貧困居民的生產資本和發展機會，這種資源開發限製被稱為“機會成本”，堅信自己曆來有權使用該地區資源的原住地居民，可能受此影響一貧如洗。所以，為了旅遊業而建立的遺產保護區，反而將其機會成本強加給了生活在保護區的居民，而付出機會成本代價的當地居民卻往往沒有得到來自任何受益方的補償。當社區居民喪失了支配賴以生存的資源的權利時，很有可能會集中力量，做出危害保護區、與保護區管理目標相對抗的行為。
三、遺產地管理與經營的諸多爭議
爭議的焦點首先是：遺產管理是保護第一、開發第二還是開發當緊。前期很多學者堅持遺產管理應該保護第一，開發利用第二（仇保興，2002），但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開發就是有效的保護，開發可以提升遺產地的價值（施惟達，2009；別金花，2008；毛曆辛，2004；阮儀三，2003），國際規則也傾向於此（張朝枝，2011）。合理的遺產旅遊開發應堅持共同參與（蘇明明，2012；孫業紅，2011；王延彬，2009；趙燕菁，2001；鄧明豔，2004）與分級分區原則（蘇揚，2006；孟華，2005；黃翔、李家清、曾群，2004；王崑、徐淑梅、石福臣，2004）。我國遺產旅遊景區運作模式有：國有國營、國有民營和多種所有製（張國超，2011；鍾泓，2004）。雖然都認為旅遊資源開發與保護兩者要兼顧，但現實往往是建設、文物、林業等部門重保護，旅遊部門與地方政府重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