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胥我國古代從事翻譯之人，或官或民，其稱謂則因時因地而異，曆史上有：舌人、譯官、通譯、譯人、通事、唐舶（帕）、蒲叉、譯長、譯使、譯語、譯語官、譯士、譯字生、譯徑使、直中書譯語、譯史，等等。今通稱翻譯。《周禮·秋官·象胥》：“象胥，掌蠻、閩、夷、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言而諭說焉。”《國語·周語中》：“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注：“舌人能達異方之誌，象胥之官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宋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譯者》：“譯者，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傜謂之蒲叉，皆譯之名也。”
鴻臚官名，官署名。掌賓客及朝賀慶吊之傳聲讚導。與外交事務關係密切。名稱、建製、職責曆朝不盡相同。《通典·職官·鴻臚卿》：“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為鴻臚……後漢大鴻臚卿一人……魏及晉初皆有之。自東普至於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字，但曰鴻臚卿……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卿、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吊祭……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複置，領典客、司儀、崇元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新唐書·百官誌》：“鴻臚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掌賓客及凶儀之事。諸蕃朝賀、進貢使入貢所獻之物，先上其數於鴻臚。”《宋史·職官誌》：“鴻臚寺卿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及國之凶儀、中都祠廟、道釋籍帳、除附之禁令。”
四方館我國古代設置的接待四方鄰國或少數民族的官方機構。隋煬帝時始置，掌管往來及互相貿易等事，隸屬鴻臚寺。唐以通事舍人主管，隸四方館而又屬中書省。宋代置四方館使，職務與隋唐有很大不同。《隋書·百官誌下》：“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後罷之，有事則置，名隸鴻臚寺，量事繁簡，臨時損益。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宋史·職官誌六》：“四方館使，二人。掌進章表，凡文武官朝見辭謝，國忌賜香，及諸道元日、冬至、朔旦慶賀起居章表，皆受而進之；郊祀大朝會，則定外國使命及致仕、未升朝官父老陪位之版，進士，道釋亦如之。掌凡護葬、賻贈、朝拜之事。”《文獻通考·職官五》：“唐廢謁者台，複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隸四方館而又屬中書省。”宋高承《事物紀源·京邑館閣·四方館》：“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中，置南北客館，令主四方賓客，後為四方館。此其始也。”
四夷館我國最早翻譯外國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官辦機構。創於明永樂五年（1407），建館於南京東安石門外。初選太學生中年幼俊秀者充之，後則專選從事翻譯之家的子弟，間亦選監生及兄之俊秀者，以培養外語翻譯人才。清承明製，改名“四譯館”。《明史·職官誌三》：“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掌譯書之事。自永樂五年，外國朝貢，特設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譯語言文字。正德，增設八百館。萬曆中，又增暹羅館。初設四夷館隸翰林院，選國子監生習譯……弘治七年，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遂改隸太常。嘉靖中，裁卿，止少卿一人。”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明代的四夷館，與隋唐宋三代的四方館有所不同。後者是官方的外事翻譯機構，前者乃是我國最早的培養翻譯人才的外語學校。”參見“會同四譯館”。
會同四譯館清代所設掌管接待四方鄰國貢使和翻譯邊疆少數民族及鄰國語言文字的機構。清初會同、四譯二館分設，四譯館隸翰林院，主譯遠方朝貢文字。乾隆十三年與會同館合稱會同四譯館，以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一人提督館事。《清史稿·職官誌一》：“會同四譯館。滿州稽察大臣二人，提督館事兼鴻臚寺少卿一人。掌治賓客，諭言語。順治元年，會同四譯分設二館。會同館隸禮部，以主客司主事滿、漢各一人提督之。四譯館隸翰林院，以太常寺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設回回、緬甸、百夷、西蕃、高昌、西天、八百、暹邏八館，以譯遠方朝貢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譯館入禮部，更命會同四譯館，改八館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一人攝之。光緒二十九年省。”清龔自珍《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主客司者，為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綦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為四夷姍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眾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餼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即重，欲輕即輕，欲行即行，欲止即止也。”
市舶司古代外貿管理機構，類似今海關。唐開元二年始設市舶使於廣州，亦稱提舉市舶使、押蕃舶使、監舶使，或特派或由嶺南節度使兼領。五代時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廣州設市舶司，端拱二年杭州設兩浙市舶司，鹹平二年杭州、明州（今寧波市）分設市舶司，元祐二年泉州設市舶司，後又在密州、秀州、溫州、澉浦、青龍鎮、上海、江陰等地設市舶司或市舶務。元襲宋製，唯新推“雙抽”、“單抽”之法，為關稅保護之先聲。明嘉靖二年發生“爭貢之役”後，遂取消市舶司，實行全麵禁海。《宋史·職官誌七》：“提舉市舶司：掌番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淵鑒類函·設官·提舉市舶一》引《彙苑》曰：“唐有市舶使，以中郎將周澤為之……舊製，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而州郡不複預矣。後置提舉而轉運不複預矣。後盡罷提舉官。至大觀元年續置。建炎初，歸轉運司，明年夏，複閩、浙二司，賜度牒。”
佛教東漸古印度佛教於秦漢時傳入中國。初依附儒、道，後與之成鼎足之勢。隋唐最盛，形成天台宗、律宗、淨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教派。兩宋時某些教義為儒家所吸收，成為宋明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至明清而衰。其間出現了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四大譯經家並法顯、玄奘、義淨三大求法高僧。朝鮮、日本、越南諸國佛教由中國傳入，教義以大乘為主，稱為北傳佛教，典籍主要屬漢文係統。佛教傳入，對中、朝、日、越諸國的政治、哲學、思想、語言、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刻、建築、醫學、曆算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後漢書·楚王英傳》：“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今譯優婆塞）桑門（沙門）之盛饌。”《魏書·釋老誌》：“及開西域，遣張賽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帝（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象。明帝令畫工圖佛象，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台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摩騰、法蘭鹹卒於此寺。”《正字通·人部》：“世傳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法始入中國，非也。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金人者浮屠所祠，今佛像即其遺法也。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迨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傅毅以佛對曰：‘天竺國有佛，即神也。’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釋迦立象，並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以是考之，秦、西漢知有佛久矣，非自明帝始也。”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八編第四章一：“大月氏為蔥嶺西大國，南與印度接壤，首受佛教熏染。中央亞細亞及東方中國之佛教，初皆自月氏人得之也。吾人讀《梁高僧傳》，初期譯經諸外國碩德，大抵皆月氏人或康國人，即可了然於其中曆史事跡矣。世傳謂漢明帝時始迎佛入中國者，皆未加詳審也。宋時，長洲王楙之《野客叢談》卷四《佛入中國》一條，即已明白言之矣。晚近法國人馬斯排羅詳考漢明帝迎佛入中國一節寓言，乃完全為第二世紀時所造成者也。梁啟超近亦有《佛教之初入中國》一篇，辯論頗為詳悉……漢桓帝為中國第一帝王信奉佛教者。以後則孫權亦信之。至東晉以後，則南北帝王，皆無不酷好……降及隋唐，帝王以譯經為裝飾太平之具，有譯經院之設，宰輔為之潤文。佛教根基，至是已固……蓋唐以後，中國之佛教，經中國人之改革，已與印度原有者，多不同矣。”
譯經中國的佛經翻譯，約始於東漢桓帝時安世高所譯《明度五十校計經》，魏晉南北朝時勃興，隋唐大盛，至宋代式微，元為其尾聲。先後有安清、支婁迦讖、竺法護、釋道安、鳩摩羅什、法顯、真諦、玄奘、義淨、不空等大譯家。曆時一千多年，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對中國的哲學、宗教、文學、語言學及醫學等自然科學產生極大影響。宋高承《事物紀原·道釋科教部·譯經》：“漢自永平後，摩騰首譯四十二章經，曆魏晉南北朝皆有翻經館，唐置譯經潤文之官，元和後廢。宋朝太宗（太平）興國中複興其事，置譯經院也。”梁啟超《翻譯事業之研究》：“漢哀帝元壽元年（西紀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見《三國誌》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中國人知有佛典自此始；顧未有譯本也。現在藏中佛經，號稱最初譯出者，為《四十二章經》，然此經純為晉人偽作，滋不足信。故論譯業者，當以後漢桓靈時代托始，東晉、南北朝、隋唐稱極盛，宋、元雖稍有賡續，但微末不足道矣。”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從東漢末年到北宋末年的佛經翻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東漢桓帝末年到西晉，是草創時期；第二階段，從東晉到隋，是發展時期；第三階段，唐代，是全盛時期；第四階段，北宋，是基本結束時期。”
譯場古代譯經機構。場即道場，指寺院。翻譯佛經多由高僧主持之，譯場即設於著名大寺之內。此製興起於晉，至唐而臻於完備，有民辦與國家設立之別，官辦者規模大，曆時久，譯經多，影響深遠。宋代，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建立譯經院，詔設於太平興國寺大殿之西。中設譯經堂，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正義堂。選通曉梵語文義者譯為華語，再使人修潤文字。八年，改稱傳法院。見高承《事物紀原》卷七。宋讚寧《宋高僧傳·譯經篇三·唐洛京長壽寺》：“此譯場中，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舍羅等譯梵文，天笠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證梵義，沙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深亮、勝莊、塵外、無著、懷迪證義，沙門承禮、雲觀、神暕、道本次文。次有潤文官盧粲、學士徐堅、中書舍人蘇瑨、給事中崔璩、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此種譯場，由私人或私團體組織者，有若東晉時廬山之般若台（慧遠所組織，覺賢曾為主譯），有若陳代富春之陸元哲宅……其以國家之力設立者，有若姚秦時長安之逍遙園，北涼時姑臧之閑豫宮，東晉時建業之道場寺……唐時長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華宮、薦福寺等，其最著也。”
安世高與初期譯經安世高（生卒年不詳），東漢末僧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翻譯家。原名清，以字行。本為安息國（今屬伊朗）太子，及繼位，讓國與叔，出家為僧，博綜經藏。桓帝建和二年（148）東來洛陽譯經。至建靈五年（172）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等三十餘部。譯文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所譯《明度五十校計經》，為確鑿可考的佛典漢譯第一經。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傳上·安世高》：“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政後之太子也。幼懷淳孝，敬養竭誠，惻隱之仁，爰及蠢類。其動言立行若踐規矩焉。加以誌業聰明，刻意好學，外國典籍莫不該貫。七曜五行之象，風角雲物之占，推步盈縮，悉窮其變。兼洞曉醫術，妙善針脈。”南朝梁慧皎《高僧傳·譯經上·安清》：“天笠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群譯之首。”梁啟超《翻譯事業之研究》：“世高、支讖兩大家譯本，今存藏中者不少（內有偽托）。試細辨覈，則高書實比讖書為易讀。讖似純粹直譯，高則已略帶意譯色彩。”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說我國最早譯出的佛經是《浮屠經》也好，是《四十二章經》也好，均難以作出定論。我國翻譯佛經，確鑿可考者應自東漢桓帝時安世高譯出的《明度五十校計經》始。”
鳩摩羅什與譯經事業鳩摩羅什（344—413），一譯鳩摩羅什婆或鳩摩羅耆婆，簡稱羅什或什。佛經四大翻譯家之一。其父天竺人，母龜茲王妹。初學小乘，後改大乘。博覽兩乘經論，名聞西域諸國。南北朝後秦弘始三年（401），姚興遣使迎至長安，待以國師之禮。八年間譯經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對後世影響甚大。晉僧肇《維摩詰經序》：“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長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盡寰中（空義），又善方言，時手執胡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複，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記集》：“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大乘微言，於斯炳煥。”梁啟超《翻譯事業之研究》：“龍樹派之大乘教義，盛弘於中國，什之力也。其門下數千人，最著者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時號四聖，皆參譯事。”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在翻譯組織方麵，鴣摩羅什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他比法顯稍早一點。他的譯場規模非常龐大。”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他（鳩摩羅什）通過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傳譯和闡發，第一次把印度佛學按本來麵目介紹過來，對六朝時中國佛學的繁榮以及隋唐佛教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真諦與譯經真諦，梵名波羅末陀，又名拘那羅陀，意譯“親依”。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西印度優禪尼國人，後至扶南（柬埔寨）。南朝梁大同元年（546）受扶南委托來華。先達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至金陵，武帝厚之。後輾轉蘇、漸、贛、閩、最後至廣州，得刺史歐陽父子支持，率弟子專心譯經。所譯《金光明經》、《唯識論》、《攝大乘論》、《律二十二明了論》等經論、傳記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為時人所重。其中以《攝大乘論》影響最大。其譯本後不少由唐玄奘重譯，新舊譯之間不無異義。梁慧愷《攝大乘論序》：“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言，詞有隱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陳玉龍《中柬友好關係史上的三次高潮》：“真諦二十三年如一日，無論是在譯經弘法方麵，或是在培養後人方麵，都做了大量的艱巨的工作，蔚然成為我國佛教史上的一代大師。”
道宣與釋迦方誌道宣，唐代佛教學者、高僧、佛教南山宗創始者。俗姓錢，潤州丹徒（今江蘇丹徒縣）人。十五歲出家，精研律學，著述甚豐，有《廣弘明集》、《續高僧傳》等，皆佛學名著。玄奘法師返唐後，道宣參與其譯事，專職潤文。因受玄奘啟發，撰《釋迦方誌》上下兩卷。上卷除序，有封疆、統攝、中邊、遺跡諸篇，下卷為遊履、通局、時住、教相諸篇。其中篇幅最大的《遺跡》篇，實為玄奘《大唐西域記》的節本，而有所補充，故對《大唐西域記》的研究極有價值，為佛教地誌方麵的名著之一。唐道宣《釋迦方誌》序：“洎貞觀譯經，嚐參位席，傍出《西記》，具如別詳。但以紙墨易繁，閱鏡難盡……故撮綱猷，略為二卷。”範祥雍《釋迦方誌點校前言》：“道宣此書在中國文化史、佛教史和中西交通史上，其史料價值無疑占有重要地位，比起他的名著《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不相上下。”
不空與中國密宗不空（705—774），全名不空金剛，音譯“阿目佉跋折羅”。唐代僧人，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佛教密宗創始人之一。原籍北天竺，一說師子國（今斯裏蘭卡）人，十五歲出家。隨師金剛智來華，二十歲至洛陽廣福寺受具足戒，參與譯場，傳五部密法。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遵師遺囑齎唐國書，率弟子往天竺國及師子國廣求密藏，因遍遊五天竺，求得密藏五百部。天寶五年（746）返唐，深得朝廷崇奉，賜號“大廣智三藏”，封“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死後諡“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他一生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中經安祿山之亂，先後在長安、洛陽、武威等地譯出《金剛頂瑜珈》等大乘佛經七十七部，一百二十餘卷。759年，將佛教占星著作《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簡稱《宿曜經》），對中印天文學交流、豐富中國天文科學作出了貢獻。其中國弟子天文學家楊景風為其作注。
徐福東渡徐福，原作徐巿。秦代方士。字君房，琅玡（今山東膠南南）人。秦始皇為求長生不死之藥，派其率數千童男女、工匠等入海求仙人，乃至一去不返。對其行蹤，後世史家莫衷一是。傳說謂其在日本熊野浦登岸，與童男女等即留其處，開辟草菜，繁衍子孫。在日本，徐福被尊為司織、司農、司藥的主神，東渡遺跡及紀念址達一百餘處，或謂即古之神武天皇。今日本、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及我國徐州市，皆成立有徐福研究會。《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宋歐陽修《日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采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期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二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雲。”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別有天。鏡璽永傳笠縫殿，倘疑世係出神仙。”原注：“崇神（前97—前30在位）立國始有規模，史稱之曰禦肇國天皇，即位當漢孝武天漢四年，計徐福東渡既及百年矣。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製也。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皆周、秦製也。自稱曰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褉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黨徒歟？《三國誌》、《後漢書》既載求仙東來事，必建武通使時（日本）使臣自言。今紀伊國（在今奈良縣以南）有徐福祠，熊野山亦有徐福墓，其明證也。至史稱開國為神武天皇，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無一事足紀，神武其亦追王之詞乎？總之今日本人實與我同種，彼土相傳本如此。”
絲綢之路古代橫貫亞洲的陸上通道。興於西漢張騫通西域，隋唐大盛，至宋元漸衰。其主要路線：東起長安，經河西走廊，達敦煌。由敦煌分南北兩路向西。北路經高昌、龜茲、疏勒，越蔥嶺，再經大宛、康居；南路經鄯善、於闐、莎車、大月氏。南北兩路彙聚於木鹿城，經和櫝城、阿蠻、斯賓等到達地中海東岸，再轉達羅馬各地。自公元前2世紀後千餘年間，東西方經濟和文化交流主要通過此路，促進了歐亞非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由於中國的大量絲和絲織品經此西運，因稱“絲綢之路”。《漢書·張騫傳》：“後歲餘，其（張騫）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後漢書·西域傳論》：“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誌，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曆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裏，靡不周盡焉。”莫任南《中國和歐洲的直接交往始於何時》：“公元二世紀希臘學者托勒密（90—168）曾著《地理誌》一書……這是西方古典作家第一個對‘絲綢之路’有記載的學者。”陳娟娟、黃能馥《絲綢史話》：“十九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把這條道路稱為‘絲綢之路’。以後‘絲綢之路’的名稱，就為全世界學術界所公認。”陳振江《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開辟和發展，不但大大增進了中西各國各族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誼，而且大大豐富了東西方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近人用以稱古代中外海上航路。其路線東起廣州、泉州、明州、揚州諸港，西至波斯灣、紅海、東非沿岸各地。始於漢，盛於唐、宋、元、明，其間以鄭和七次下西洋為最高峰，後因海禁而衰。與陸上“絲綢之路”一樣，除經濟貿易外，對中外文化交流貢獻極大。［日］三杉隆敏著《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對此有專門研究。《後漢書·西域傳》：“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矣。”明鄭和等《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跡記》：“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裏國，抵於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裏。”陳炎《南海絲綢之路初探》：“海上絲綢之路的曆史，實際上就是我國航海發展史；也是海外貿易史和中外關係史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參見“絲綢之路”。
張騫通西域張騫（？—前114）西漢探險家、外交家、絲綢之路的開辟者之一。漢中成固（今陝西城固縣）人，為人強毅有力，誌量遠大。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奉命率一百餘人出使大月氏，曆大宛、康居、大夏等國，途中兩次為匈奴所拘，前後曆時十餘年，“持漢節不失”。元朔三年（前126），始得與助手一人脫身歸漢。元狩元年（前122），取道西南，試通身毒（古印度），未遂。四年，再次受命率團出使烏孫，並在烏孫分遣副使通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闐等國。還，官拜大行，封博望侯，歲餘卒。張騫使西域前後二十餘年，促進了諸國與漢的友好聯係，開創了東西方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紀元。是我國曆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自張騫以後，西域馬匹、物產等始傳入中國，中國絲織品、漆器、鑄鐵技術等始傳往西方。《史記·大宛列傳》：“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漢書·西域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班，通頒。陳振江《絲綢之路》：“張騫開辟東西陸路交通後，漢朝使者和商旅不斷前往西域進行政治和貿易活動，同時西域的商旅也跋山涉水，接踵東來。從此，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出現了盛況空前的繁榮局麵。”鄭錫煌《中國古代的旅行考察》：“在他（張騫）出使成功以後，經由河西走廊通往中亞的大道更加暢通，成為著名於世界的‘絲綢之路’。”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二章第六節：“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就物產方麵說，家畜有汗血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桃、蠶豆、石榴等十多種，這些物產的輸入，給中國增加了新財富。就文化方麵說，有樂器樂曲的傳入。張騫傳來《摩訶兜勒》一曲，樂府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樂。”
班超通西域班超（32—102）東漢外交家、軍事家、絲綢之路的開辟者之一。字仲升，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人。史學家班彪子、班固弟。智勇兼全，素有效張騫之誌。明帝永平十六年（73），慨然投筆從戎，隨竇固出征匈奴，旋奉詔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在西域諸國的協助下，經二十餘年的艱苦鬥爭，驅散匈奴勢力，使西域五十餘國全部內屬。永元三年（91），任西域都護，七年，封定遠侯。在西域凡三十一年，通好鄰國，保護絲綢之路暢通，曾遣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至條支的西海（今波斯灣）而還。永元十四年歸洛陽，病死。他為促進漢與西域各國的友好往來及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外交家之一。《後漢書·班超傳》：“〔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嚐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誌略，略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六年，班超複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裏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武伯綸《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班超是中國曆史上繼張騫之後，為促進中西人民友好往來和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貢獻最大的一個人。”
法顯與佛國記法顯（約334—420）東晉高僧、旅行家、翻譯家。俗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臨汾）人。三歲為沙彌，二十歲受大戒。隆安三年（399）西出長安，曆盡艱險，遍訪五天竺，得梵本《摩訶僧祇阿毗曇》等佛典，義熙五年（409）至師子國（今斯裏蘭卡），又得《長阿含》等梵本佛典。義熙七年（411）附商船歸國，次年達青州牢山（今山東嶗山），義熙九年（413）抵建康（今江蘇南京）。西行前後凡十四載，遊曆三十餘國。與天竺僧覺賢合譯《大般泥洹經》等，計一百餘萬言。為梵典直接譯成漢文之始。譯事之餘，又將求法見聞寫成《佛國記》。對西域及南亞諸國佛教的傳說、聖地、古跡、風物、民俗、地理及其國興衰，均有記載。曆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被譯成英、日、法等國文字，是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今有章巽校注本，最為精審。梁啟超《翻譯事業之研究》：“自顯之歸，西行求法之風大開……中印交通，斯為極盛。”
玄奘求法取經玄奘（600—664）通稱三藏法師。俗稱唐僧、唐三藏。唐代高僧，法相宗創始人，旅行家，佛經翻譯家。俗姓陳，名褘。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縣緱氏鎮）人。十三歲出家，玄奘取經像
二十一歲受具足戒。遍訪名師，學業精進，有感於諸家持論不一，上表朝廷奏請去西方“遵求遺法”，不允。貞觀元年（627）乘饑荒西出，曆盡艱險，入印度那爛陀寺師事戒賢。後遊學列國。戒日王設無遮大會，玄奘被推為論主，戰勝五天竺佛學者，獲“大乘天”、“解脫天”稱號。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帶回大小乘佛教經律論六百五十七部，太宗召見，請其住留長安弘福寺，後又住大慈恩寺。此後二十年間，殫心譯著，先後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將《老子》及《大乘起信論》譯為梵文，傳入印度。且撰有《大唐西域記》一書，述其西行經曆。因其事充滿神秘色彩，唐以後在民間影響甚大，元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及明神話小說《西遊記》，皆據其事跡敷演而成。（印）拉德哈克裏希南《印度與中國》：“在到過印度的許多中國人之中，玄奘無疑是最偉大的一個。他是中印文化合作的象征。”楊廷福《唐僧取經》：“他不僅是我國和南亞諸國友好往還和文化交流的象征，而且是國際上學者一致公認的傑出的旅行家、翻譯家和佛教的宗教哲學理論家。直到今天，玄奘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還是把他當作‘聖人’的。”
大唐西域記簡稱《西域記》，又稱《西域行傳》、《玄奘行傳》、《玄奘別傳》。中外文化交流史名著。唐玄奘述，辯機編。十二卷。貞觀二十年（646）成書。記述玄奘赴印求法所經曆的一百一十個和得之傳聞的二十八個以上的城邦、地區、國家的情況，詳述其地理位置、佛教古跡及有關曆史傳說、人物傳記和當時佛教情況；於各地山川、城邑、道路、風俗、物產、氣候、政治、文化等也多有記述。是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及中亞等地古代曆史、地理、佛教、文化遺址及中西交通史的寶貴資料。曆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有法、英、日等多種譯本行世。今有季羨林等的校注本，最為精博。（印度）馬宗達《古代印度》：“我們記述的有關曷利沙伐彈那的絕大部分事實，都來自一個遊方僧（指玄奘）的驚人的記載。此外，這些記載，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印度當時情況的圖畫。這種圖畫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印度）阿裏《給季羨林的信》：“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參見“玄奘求法取經”。
義淨與南海寄歸傳義淨（635—713）唐代僧人，與法顯、玄奘並稱三大求法高僧，與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並稱中國佛教四大翻譯家。俗姓張，字文明，齊州（今山東曆城縣）人，一說範陽（今北京市）人。少時即“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而偏重於律宗。高宗鹹亨二年（671）赴印度求法，曆二十餘年。在印學習梵語，禮拜聖跡，在那爛陀寺研究佛學，兼習醫術。於689年回到廣州，695年夏回到洛陽，共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五十萬頌，金剛座佛像一鋪，舍利三百粒。700年後獨自主持譯事。706年中宗李顯在長安大薦福寺設翻經院，由義淨主持，得中外佛教高僧襄助，一生共譯佛典五十六部，二百餘卷。所著《梵語千字文》，是國內所編第一部梵文字書。又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後者簡稱《南海寄歸傳》，記錄東南亞和印度的佛教、地理、民間習俗和醫方，其價值一如《大唐西域記》之記載中亞及印度各國，為唐代了解南海各國的指南，今則為研究東南亞及古代印度文化的寶貴史料。梁啟超《翻譯事業之研究·翻譯文學與佛典》：“律部之書，至淨（義淨）乃備；密宗教義，自淨始傳。”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玄奘以後的偉大的翻譯家應該首推義淨……義淨的譯場對以前的譯場組織，有所繼承，又有所發展。”
鑒真東渡鑒真（688—763）又稱唐大和尚、過海大師、盲聖。唐代高僧，日本律宗始祖。俗姓淳於，江蘇揚州人。十四歲於揚州大雲寺出家，十八歲遊學於長安、洛陽之間，精研律宗和天台宗，二十六歲回揚州，鑒真雕像
成為一方宗首。從天寶二年（743）起，應日僧榮睿、普照親自勸請，曾五次東渡日本，皆未成功，致使身心交瘁，雙目失明。天寶十三年（754）以六十六歲高齡，再次率法進、曇靜、思托等二十四人第六次東渡日本，終獲成功。受到日本朝野僧的歡迎。日本朝廷也極其尊重鑒真一行，授以各種名位。日本皇族首先接受鑒真授戒。天平寶字三年（759）創建唐招提寺，開創日本律宗。鑒真一行的東渡，除傳播佛教外，同時在日本傳播了盛唐文化，在建築、雕塑、醫藥、書法、印刷和語言文學等各個領域，對日本文化給以巨大的影響。［日］淡海三船《唐大和上東征傳》：“大和上從天寶二載始為傳戒，五度裝束，渡海艱辛，雖被漂回，本願不退。至第六度過日本，三十六人總無常去；退心道俗，二百餘人。唯有大和上、學問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終六度，經逾十二年，遂果本願，來傳聖戒。”［日］聖武太上皇《詔書》：“今諸大德遠來，冥契朕心，乃是朕之有感。自今已後，授戒傳律，一任大德。”［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第五章第四節：“鑒真和他的隨從弟子不僅對佛教和藝術產生了影響，在許多方麵對日本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由於鑒真有著高尚純潔、不屈不撓的精神，因而為日中兩國人民的友誼奠定了堅實而鞏固的基礎。”
耶律楚材與西遊錄耶律楚材（1190—1244），元初名臣、政治家、文學家。字晉卿，號湛然居士，法名從源。生平有大才，博覽群籍，通曉天文曆法，能詩。金末任開州同知。成吉思汗十年（1215），取燕後，召為左右司員外郎。1219年，隨從西征，在西域凡六年，時值長春真人邱處機應召赴西域謁見成吉思汗，楚材與之多有交往，然楚材奉佛法，佛道相斥。及歸燕京，著《西遊錄》。有序，分上下兩篇。上篇記地理，下篇專詆道教。此書與《長春真人西遊記》，同為13世紀記述天山以北及楚河、錫爾河、阿姆河之間曆史地理最早和最重要之書，對研究元代東西交通及中外文化交流甚有價值。然自元時即罕見其書，以後湮沒六七百年。1926年，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現舊抄足本，1927年，神田據此排印出版。後羅振玉予以重印。今有向達校注本與周致中《異域誌》合刊行世。向達《〈西遊錄〉前言》：“［耶律楚材］在楚河以至阿姆河一帶住過五六年，他的文集裏也有很多記述西域地方見聞之作，都可以供研究者的參考。”注：“《西遊錄》記河中一段以及有關河中諸詩，都是研究十三世紀初期撒馬爾罕曆史的重要材料。”
李誌常與長春真人西遊記李誌常，元代道教學者。字浩然，號真常子，長春真人邱處機之弟子。1221年，處機應詔謁率誌常等遠適西域，謁見成吉思汗。過鐵門，渡阿姆河，次年到達成吉思汗行在，講論為治之方及道教長生久視之術。1223年3月東返，翌年春回燕京。誌常長於文學，撰《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述沿途山川地理、風俗人情、珍禽異木、殊方語言以及其師途中吟詠之篇。內容翔實可信，為西北史及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有俄、美、法等國語譯本。中文本有王國維、張星烺等為之注。向達《西遊錄校注本·序》：“《西遊錄》、《西遊記》二書之成，先後不過一年之差，都是十三世紀記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錫爾河、阿姆河之間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書。”［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地學·中國的探險家》：“另外一次著名的旅行考察是道教的煉丹術士邱長春真人（公元1148—1227年）的西遊，他因受命進謁成吉思汗（當時在阿富汗），於1219年從山東出發到阿富汗，1224年回國。他的隨員李誌常把他這次出行的經過記錄下來，寫成一書，名為《長春真人西遊記》，此書曾多次被譯成西文。”王成祖《中國地理學史》第五篇第四章：“這一本旅遊記的主要特點，在於它大部分記述蒙古高原的旅途，類似的作品極其稀少。”
周達觀與真臘風土記周達觀，元代外交使者，自號草庭逸民，永嘉（浙江溫州）人。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奉命隨團出使真臘，次年至該國，居一年多始返。歸國後將聞見撰成《真臘風土記》。該書為研究古代柬埔寨及中柬關係史的珍貴文獻，向為中外學者所重視。全書凡四十則，總為一卷，搜羅備贍，文辭簡約。包括城郭宮室、山川景物、服飾器用、油鹽醬醋、飛禽走獸、草木蟲魚、三教九流、語言文字、生老病死、節令時序、郡縣村落、耕織蠶桑、土產貿易、奇聞異事。真臘為柬埔寨古稱。10至13世紀國勢強盛，史稱吳哥時代。此書為吳哥文化唯一現存的實錄要籍。國內有十餘種刊本，以夏鼐校注本為佳。並有伯希和法文譯注本。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總敘》：“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餘從行。以次年丙甲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許肇林《評〈真臘風土記〉的三個校注本》：“這是現存的同時人所寫的柬埔寨吳哥文化的唯一曆史記錄。即使柬埔寨本國，也沒有遺留像這樣詳細記錄他們中古時代文化風貌的書籍。”
汪大淵與島夷誌略汪大淵，元代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字煥章，豫章（今江西南昌）人。生平史載不詳。據近人研究，約生於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順帝至順元年（1330）由泉州第一次出海遊曆東西洋諸國，元統二年（1334）夏秋間返國；至元三年（1337）第二次由泉州出海，至元五年夏秋間返國。於至正九年撰《島夷誌略》，記所見山川、土俗、物產、風景、貿易之事，涉及東西洋國家或地區二百餘個。至正九年（1349）過泉州，應邀撰《島夷誌》附於《清源續誌》之後，書末有其後序。所記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摒之於外。該書係研究14世紀中外文化交流及亞非各國史地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深為中外學人所重視。今有蘇繼廎校釋本。元張翥《島夷誌序》：“西江汪君煥章，當冠年，嚐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夫貿易賚用之所宜，非其親見不書，則信乎可征也。”［法］鄂盧梭《島夷誌略·注一》：“汪氏彙集所收資料加以整理與修正，費時五年始成此書。吳鑒序雲是作與以前舊誌大有逕庭矣，具見汪氏所記力求忠實也。”姚楠《島夷誌略校釋·前言》：“〔《島夷誌略》〕為上承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誌》，下按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的一部重要著作，且其重要性更超過了宋明諸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