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沙子是鬆散的，可是它和水泥、石子、水混合後，比花崗岩還堅韌。——王傑
徐光啟(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上海徐家彙人。他是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在天文、曆法和農業等方麵都有深湛的研究，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徐光啟的成就和他廣交朋友有著密切關係。特別是他認識的幾位“洋朋友”，對他引進先進的西方科學知識幫助很大。
徐光啟出生在-個貧苦人家。他從小喜愛數學和農學，希望貢獻-技之長，實現強國富民的理想。但當時一般人隻知道捧讀“四書五經”，對他很不理解。好在徐家彙有一所天主教堂，那裏年輕的傳教士郭居靜受過多年的西方教育，兩人誌趣相投，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郭居靜告訴他，現在西方天主教會正在想方設法到中國建教堂，其中有些傳教土很有科學知識，可以向他們學這方麵的東西。
機會果真來了。39歲那年，徐光啟好不容易考上了舉人，要到北京去參加進士考試。途中，他意外聽到傳教士利瑪竇要在南京講學、傳教的消息，便立即決定改道去南京，拜見這位仰慕已久的大學者。這位利瑪竇(公元1552-1610年)是意大利人，少時進教會學校，後去羅馬學法律，1571年加入耶穌會，1578年去印度果阿習神職。他於1581年(明萬曆九年)來到中國，先後在肇慶、南昌、南京等地建教堂傳教，同時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學和禮儀，成了一位“中國通”。不少傳教士是因為他的宣傳、介紹才來到中國的。利瑪竇和徐光啟一見如故，他非常欣賞這位有知識、有才華的中國學者，並把徐介紹給其他幾位傳教士。徐光啟對深通天文、曆算、化學的利瑪竇也非常尊敬，保持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
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2月，利瑪竇到達京師(北京)。徐光啟也在1604年（明萬曆三十三年）中了進士。利瑪竇采取適合中國習俗的傳教方式，穿中國儒服以接近中國士大夫，主張將儒家學說、宗法敬祖同天主教義相融合，同時介紹西方文化，因此獲準在北京傳教。徐光啟求知心切，便在教堂住了下來，還同利瑪竇合作一起翻譯歐幾裏得的《幾何原理》，第一次將歐洲的數學理論介紹到中國。他還在傳教士們的幫助下，編譯了《測量法義》《測量並同》《勾股義》《泰西水利》等書，使中國人大開眼界。
徐光啟與利瑪竇等人的密切往來，引起了一些封建士大夫的非議。公元1616年夏天，禮部侍郎沈催在《邸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說是朝廷一些人聽信傳教士“胡說”，當了傳教士的義務宣傳員，主張把西方傳教士-律驅逐出境。當時，徐光啟正擔任翰林院檢討(專門給皇帝起草詔書的官職)，他在氣憤中給皇帝寫了一個奏折，為自己審辯。他說：“邸報上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滿朝官員誰不知道我徐光啟同傳教士的關係？誰不知道我徐光啟同傳教士一起研究天文、曆法、水利呢？我同他們的交往，並不是出於私利，而是為了把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造福於人民和社會。”由於他的上書言詞懇切，光明磊落，因此神宗皇帝不但沒有怪罪他，還提拔他為禮部侍郎。
徐光啟在明代崇禎初年被任命為禮部尚書，他的最大心願是利用西方科學知識，改造修訂《大統曆》。《大統曆》是明初一些天文學家，在元代郭守敬製定的《授時曆》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很有幫助。但後來誤差越來越大，以致公元1629年6月的一天北京發生日蝕也未能推算出來，造成百姓驚慌，影響安定。徐光啟接受崇禎皇帝的任命，主持修曆工作。此時利瑪竇已經去世多年，徐光啟在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羅雅各等人的協助下，辛勤工作，細斂觀察，準確推算，終於成功地完成了《大統曆》的修訂工作，使後代受益無窮。我們現在使用的農曆曆法，就是當年徐光啟和他的助手們修訂的。
徐光啟在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明代能夠接觸外界，親近傳教士是需要眼光和氣魄的。科學、文化沒有種族之分，沒有高下之分。偏見使中西文化的溝通變得困難，徐光啟能夠破除陳見，同利瑪竇合作是難能可貴的。他們是中西合作的典範。
當今的年輕人更要有廣闊的胸襟，要有接納新事物的胸懷，在尊重的基礎上接觸、交流、學習。破除偏見能夠增強信任，增強信任就能更好的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