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美關係在過去一百年間經曆了諸多波折，但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始終是一種愛恨情結。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最重要的曆史轉型時期。日本悍然挑起從局部到全麵的大規模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之災；國共兩黨攜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神聖抗戰；中國和美國首次結成反法西斯同盟；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內部孕育著深刻的社會變革，美國進一步卷入中國事務。在這樣複雜的曆史背景下，美國在中國的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蔣介石表示：美國“為中國生死患難惟一之真友”，提出今後反侵略戰爭要以美國為中心，中國的國際政策“皆惟美國馬首是瞻”。1942年10月，美英宣布廢除其在華特權，1943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正式簽訂“平等條約”，舉國歡慶。“埋葬了沉痛的曆史，展開了民族的新生”，成為《慶祝平等新約歌》的主題。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1944年7月4日發表社論《祝美國國慶日》。應該說，從1941年到1945年，美國作為“友邦”的形象，在中國婦孺盡知。1949年以後，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也經曆了4個階段：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前夕，中國對美國的看法基本上都是負麵的，是“紙老虎”，它“一天天爛下去，我們在一天天好起來”；1972年尼克鬆訪華到1979年鄧小平訪美，是中美關係的解凍時期。美國不再以惡的形象出現在中國媒體上，但中國處在“文革”後期，中國國內政治生活動蕩、思想禁錮還遠未結束，加上中美長達幾十年的敵對狀態，當時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還非常有限；1979年鄧小平訪美到1989年“六四風波”，是“美國熱”時期。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大陸出現了“美國熱”，美國在中國的形象不再是敵人，而是現代化的參照係；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是疑慮時期。中國人對美國對華的真正意義產生懷疑。就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而言，中國對美國的印象是相當正麵的。而關於美國的國際行為，中國人對美國的印象則較為負麵。“對內立民主，對外行霸道”，是資中筠教授對美國最精辟的論述，王緝思教授則把美國的這種兩麵的看法稱為“美女與野獸”。
而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也在20世紀千差萬別，同樣是愛恨情仇。20世紀，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每隔十幾年就出現一次反複，經常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20世紀初的20多年，美國人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朦朧的印象主要來自傳教士、軍人和政客對中國的描述。男人留辮子，婦女裹小腳，許多舉動都令美國人難以理解，他們把中國想象成一個充滿“貧困、肮髒、混亂和危險”的東方國度。以義和團為代表的中國民間運動，使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對中國倍感恐慌。那些規模不大、散布在美國為數不多的大城市裏的唐人街，成為普通美國人眼中貧窮和積弱的象征。
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出現一些明亮的色彩，這既包括東方智慧的傳播，也因為當時的通俗小說、新聞報道紛紛將中國描繪成淳樸、美好而智慧的傳統社會。以賽珍珠的作品為例，賽珍珠是最早以中國背景進行小說創作的一位美國作家，她的母親長期在中國傳教，賽珍珠本人雖然在美國出生，但下地三個月即被帶往中國，在中國生活了近四十年。賽珍珠曾根據自己在中國的經曆，寫就數部描寫中國底層農民的小說，並為此而榮獲諾貝爾獎。賽珍珠的小說在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廣為流傳，是當時美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來源，其中尤以《大地》最受歡迎。該小說曾在美國先後發行兩百萬冊，而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也極為成功。據統計，在電影發行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大約有兩千三百萬美國人看過這部電影，而別的國家觀看此片的人數高達四千三百萬。賽珍珠的小說所完成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在美國公眾心目中造就了中國底層人物的形象，向他們細致刻畫了中國農民惡劣的生活狀況。
從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中國在基本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獨自抵抗日本侵略者4年多，贏得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社會的尊敬。1943年，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把中國作為反法西斯英雄國度介紹給世界，斯諾筆下地處艱苦地區進行卓越抗戰的八路軍，也讓美國人眼中出現了中國這樣一個“領袖英明、人民勇敢、追求和平的社會”。
可惜好景不長，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美國人對中國寄托的各種美好幻想一個個破滅。新成立的紅色中國與蘇聯的密切聯係，使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迅速從明亮轉向黯淡，“冷戰”和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美國人開始用敵視的眼光看待中國。“‘紅色中國’的誕生，以及隨後中國與共產主義蘇聯的結盟，讓美國人感到極為震驚。中國不但拒絕了美國的保護人身份，而且在建國伊始，就與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大膽較量。這一切，都給美國的對華政策和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投下了很大的陰影。美國媒體也轉瞬之間開始視這個遠東大國為不可測度的巨大威脅，種種關於中國共產黨‘洗腦’、利用‘人海’進行作戰的傳聞在美國報章上四處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