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58年可稱為我國初步工業化時期。6年來國民收入總額（GDP）增長了5.11倍（由589億上升至3010億）。這一階段廣告的特點有：①廣告量很小；②計劃經濟使廣告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③廣告管理集中化；④誤解廣告性質，認為廣告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浪費的表現；⑤廣告的商業信息傳播機能和誘導消費動機的機能萎縮，文化傳播機能得到強化，被上升為意識形態宣傳和教育的工具。
這一時期的廣告是被當成政治任務來布置的，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人民日報》的廣告版如實地反映了廣告機能的這一轉變過程。20世紀50年代，麵向消費者的廣告占據了相當的版麵；進入60年代，這類廣告急劇減少；1964年以後，基本隻剩下生產資料和書籍、電影、展覽會等文化類廣告。即便如此，進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廣告業仍然在劫難逃。1966年，紅衛兵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是這場災難的發端。許多城市廣告機構被撤銷，電台、報紙的商品廣告基本停止，各種戶外廣告被“紅海洋”式的政治口號所代替。1970年1月19日，《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三條工業廣告，但自此以後，生產資料廣告也從報紙版麵上消失了。這意味著廣告市場的發展中斷了。
（二）1979年後廣告市場的複活和發展
1979年1月25日，上海電視台成立了廣告業務科。1月28日，上海電視台播放了我國電視台的第一條電視廣告——參桂補酒，其片長為1分30秒；3月15日晚，播放了國內第一條國外廣告——瑞士雷達表，其片長為1分鍾。報紙廣告也是從上海開始恢複的。1979年2月10日，藥品廣告開始在《文彙報》上刊登。3月中旬，外國廣告出現，首先是雷達表，然後是奧林巴斯、精工、美能達等整版廣告。4月17日，《人民日報》開始刊登廣告。12月，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外國廣告。就像1952年被當作新中國廣告起點一樣，1979年也可以看成是廣告市場複蘇的起點。
廣告市場複活和發展的動力是：①基層媒介“自下而上”的革新。基層媒介的理由是適應對外開放的國內經濟文化建設發展的需要，為廣大觀眾服務。其直接動機則是媒介自身的經濟利益。②作為改革時代的象征。1979年，廣告常常是以一種社會政治、經濟變化的象征出現在社會舞台上。③舊體製下的“大量生產”。現代廣告被稱為大量生產的產物。1979—1981年，麵向企業的廣告占相當大的比例，約七八成。中國廣告市場恢複的動力與其說是來自大量消費，不如說是來自大量生產。1979年，中國經濟具備了大量生產的基礎，卻沒有具備大量消費的條件，“重工業優先”，“高積累、低消費”，產業結構嚴重畸形；市場最顯著的特點是一方麵存在大規模生產的能力，另一方麵消費品嚴重不足。因此，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企業的當務之急不是向消費者推銷消費品，而是為大量生產、目標不明的產品尋找出路。此時，廣告對於企業來說是集推銷、宣傳、情報交流於一身的救命稻草。“一個廣告救活一個企業”的時代神話時有耳聞。
（三）經濟體製改革後廣告業的特點
1.廣告業發展迅猛，但廣告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仍然較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廣告業一直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198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1.8億元，1999年為622.05億元。1981年，全國廣告經營單位為1160戶，1999年為64882戶。1981年全國廣告從業人員為16160人，1999年為587474人。1996年中國廣告費在世界廣告費排位已上升為第9位，進入了前10名。
但是，我國廣告費基數較低，廣告業水平仍然較低，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拿廣告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我國雖然已從1981年的0.0247%提高到1996年的0.5345%，仍大大低於美國1996年2.43%的先進水平。1981年中國人均廣告費為0.12元，1996年達到29.96元，仍處於較低水平。有關方麵的數據分析表明：全國廣告經營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和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均存在密切的線性相關關係，其相關係數分別為0.9813、0.9820和0.9764。這證明廣告業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不能因為廣告業發展的遞增速度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平均40%～50%降至90年代的25%～30%，就認為廣告業的發展已趨於成熟，中國廣告的市場前景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