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生活中總難免碰到一些小小的偶然事件，卻往往激起不盡的思考。
1993年秋，我收到了一部長篇小說《重婚》，作者李文華同誌在扉頁中寫了這樣一句話：
“敬贈久仰的荒煤老指導留念。雖沒有見過您的麵，但心靈深處已經是您的學生了。”
我認為這是一位青年作者過於謙虛的客氣話。我隻是很簡單地回了一封信，說贈書已收到，容抽暇拜讀，希望文華告訴我一點從事創作的經曆或還有無其他作品。
不料12月中旬，文華同誌一位北京朋友給我寄來文華1992年5月給我的一封信以及她保存多年的一張顏色蒼黃的很舊的剪報，有的地方已經磨碎了，李文華同誌在不少的段落中用紅色、藍色的筆劃上許多杠杠，還有的文字下麵又畫上小小的紅圈圈。這位朋友在來信中說：
“今日我收到作者寄來的《重婚》，忽生感慨，覺得把作者原寫給您的信，還是寄來為好，請您百忙中一讀。”
接著又收到文華的來信，才知道事情整個真相。原來在1992年5月，文華就把《重婚》手稿和那張舊的剪報，連同給我的一封信一起寄給了這位朋友，希望轉給我看、並提點意見。這位朋友出於好心照顧我輩老人，提了些意見就把稿子退還給文華了，信和剪報卻留了下來。
這份剪報，原來是我1987年初寫的一篇文章，為《張弦電影劇本新作集》所寫的序言。甘肅日報轉載時改為《從張弦筆下的女性所想到的》。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轉載的。
現在來看，文章總的精神，既讚揚張弦生動真實地表現了當代女性悲劇性的命運，顯示了女性美好的心靈，又希望他今後能創造一些在八十年代重新煥發青春的新女性，甚至“女強人”的形象。
文章中有這樣兩段話：
“我認為，國際文壇許多優秀作品都表現了女性悲劇性的命運，是因為：
“女性的命運實際上和家庭、社會、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女性是妻子、母親，從愛情的萌芽到各種樣式的婚姻，終於形成幸福和不幸福的家庭，承擔起種種繁重的責任和義務，女性無論在生理上、心理上，在整個精神世界裏，都可以說是負擔最重的人。”其次，在呼喊重視人的尊嚴和價值的思潮中，難道不應該更加重視女性的尊嚴和價值嗎！我們誰能計算得出來，在十年動亂中有多少家庭被毀滅，這場動亂所造成的無數的悲劇中有多少女性的血淚？……何況在今天改革開放的偉大曆史轉折、新舊交替時期，‘文革’的後遺症還未盡消逝……又沉渣泛起，從各個方麵浸襲著女性美好的心靈……我們既為她們美好的心靈而感到自豪，也為她們麵臨的許多曆史重負而往往難以擺脫種種惡夢和厄運而感到羞愧和自責。……我希望看到一些反映建國以來有關我國各族人民的女性命運題材的史詩性的作品。”
文華在信上講，她就是讀了這文章、特別是以上的話照亮了她的心路，是由於我的文章“指引”她寫了《重婚》，所以她發自內心地稱我為老師。
這段小小的插曲，不能不激起我一些思考，才和文華開始通信，希望多了解她的情況，也終於在春節之後認真地讀罷《重婚》，還答應為此書再版時給寫一個序言。
可是，我提起筆來時，我總覺得白岩、肖山、肖軍、童琳這幾個生動的形象盡管不斷地閃現在我的眼前，我所想的卻是另一些不盡的感慨！
近些年來，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嚴重地衝擊了所謂嚴肅文學、純文學、高雅文學。1993年曾被有些評論家稱之謂“長篇小說年”，但被炒得最熱的卻是個別實際上踐踏女性靈魂的作品。更不用說有些流行全國市麵的通俗文學，無非是在那裏製造和宣揚種種“性愛”的故事去吸引讀者。總之，用肮髒的筆去描繪一群“被汙辱與被損害的女性”的形象，實際是把女性表現為性的奴隸和玩具而已。
這對我們黨和國家所倡導的精神文明建設，反對社會不良風尚，鼓舞人民意氣風發、奮勇向上的精神，簡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也必將給青年一代以不良的影響。老一輩的文學工作者不能不為此感到憂慮。
因此，我讀到《重婚》這樣的作品，而且是青年作者第一部長篇小說，寫下了“文革”後遺症留下的女性悲劇，創造了白岩這樣一位真實生動感人的形象，不能不感到高興和安慰，我在這序言中不可能詳細評論和分析白岩這個形象的典型性。但我相信，白岩不僅還會活在類似肖山父子命運人們的心靈裏，也還必將活在千千萬萬人們的心靈裏。她的悲慘的命運和堅強的性格還將激勵人們去思考許多問題。
我們既要清醒地總結曆史經驗，認真地處理“文革”的某些後遺症，更要珍惜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為未來開拓新的境界，要讓類似肖山父子這樣悲劇命運的人們也邁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