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在維護共同的價值信念的同時，必須時刻牢記去傾聽不同的聲音，必須讓不同的聲音在媒介中獲得展現，也就是說必須給人以說話的自由，盡管這種自由在符合規律性的意義上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製。新聞還可能涉及和我們生活中的主流觀點、態度不一致的人物、國家或事件，但是這類新聞獲得報道的機會就要少得多，除非它（1）從反麵證實了我們對這些國家和任務的新聞認知圖式，並且（2）報道的角度和我們的這些新聞認知圖式一致。即便如此，認知的錯綜複雜性並不能把這種新聞價值以一言而概之。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新聞都是經過選擇的和社會意識形態一致的事件報道，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和意識形態不一致的報道在本質上其新聞價值就低了：正因為與社會共同認可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它們可能更令人感興趣，更能讓人記住。所以，我們應該仔細區分新聞事件的新聞價值和有關這些新聞事件報道中的新聞價值觀念。隻要其行為被證明和他們所表達的新聞圖式作用一致，新聞中完全可以報道在意識形態上可稱得上是流氓行徑的人。在對少數民族和擅自占用土地者的研究中，我們已用大量的事例證明了這一點。
這就是矛盾的辯證法，在事物的矛盾存在中有一個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在媒介的話語表達中就是要確立主導性的價值觀念的意義，但這個主導性的價值並不構成對於其他觀念的壓製，而是本著一種寬容的態度容納各種各樣的思想與價值，從而在維係社會主導價值與社會秩序的同時，也使得社會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傳播都遵循著這種規律，如美國的主導價值是自由主義的信念，而中國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這種主導性價值本身沒有正確與錯誤的區分，但它們在各自的社會中必然都有著深刻的現實合理性基礎、價值合理性基礎乃至政治上的合理性基礎。而在自身主導價值存在的基礎上，其他各種觀念、思想、價值等都可以成為媒介表達的內容，這樣所形成的媒介傳播必然是一個既有現實的存在合理性，又具有可擴展的靈活發展空間的傳播模式。
社會的合理存續與發展必然需要一個敞開的空間，這個空間應該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信息爭論，而媒介恰恰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有效的公共空間。在保持普遍價值以維係社會整體秩序的同時，讓媒介充分發揮其自由的本性，將問題與不足在這個媒介公共空間中論辯，最後形成一個具有合理性的策略，以謀求一個有價值的思路。社會的發展需要謀劃，而媒介可以成為人們謀劃的一個對象，合理的媒介行為理念和媒介行為方式的實現，將會促進一個合理爭論社會的形成。
二、傳統媒介國際新聞報道中自主性的缺失
媒介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承擔著讓人說話的職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媒介意味著話語權的分散，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媒介行為的主體，可以通過媒介發表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觀念。然而實際情況是，自從媒介產生以後，媒介就沒有獲得完全的自主性，尤其是在國際新聞報道中更是一直受到國家和政府的控製。這是媒介本性的失卻，更是新聞報道難以真正體現時代所弘揚的自由民主精神的表征。
在網絡勃興以前，中國國際新聞報道是通過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和通訊社來完成的，而這些媒介相對於新興的網絡來說是易於被國家控製的，受眾的需求很少被考慮，所以難以形成一種合理化的公共空間。比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國際新聞報道，無論是將中國介紹給世界，還是將世界上的大事傳輸到中國，都是在國家的控製下完成的。什麼事件可以報道，什麼事件不允許報道，都是有政策製約的。這種新聞報道模式和中國總體政治的運行模式是一致的，即使在改革開放多年以後，中國的國際新聞報道依然難以從這種被控製的模式中走出。
國家對國際新聞報道的控製體現在眾多的方麵，首先是對報道內容的控製，這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發生的新聞事件都可以為世界所知曉，有相當數量的信息不能傳輸到外國，而且有大量的外國新聞不能傳播到中國。其次是國家對報道方式的控製。從新聞的真實性出發，國際新聞報道應當堅持真實性與客觀性，但是由於國家的介入使得很多報道使用外交化的措辭，體現了國際新聞報道的藝術化傾向，從而使人難以作出實質性的判斷。其三是國家對國際新聞報道的政策性控製。在中國國際新聞報道中，國家實際上是堅持對中國有利的原則，如果所要報道的新聞事件不能真正體現中國偉大光輝的形象，就會被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