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以通信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把整個世界前所未有地聯係在一起，軟件和網絡平台使社會結構逐步“扁平化”，麥克盧漢所言的“地球村”已經成為現實，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奇·貝克預見的“風險社會”的來臨。
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局勢愈發動蕩不安。2001年“9·11”事件使人們重新“發現”了美國學者亨廷頓。他在《文明的衝突》中指出，根源於文化和宗教差異的國際衝突會日益增多，世界秩序的重建將舉步維艱。西方普世價值觀的破滅，讓一些對全球化曾持有樂觀主義態度的學者的研究開始轉向，國際危機和衝突成為各國政府和研究者關注的熱點。
清晰而明確的概念是理論探討和學術研究的起點。本書第一章首先對危機事件及其研究曆史做了簡要的梳理，在綜合借鑒各種學術觀點的基礎上，把危機事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宏觀政治性與經濟性危機等五種不同的類型。
第二章在探討危機傳播研究及其理論範式的基礎上，界定了國際危機傳播的基本內涵。基於傳播學理論和國際政治學理論的兩個視角，作者從“信息本身就是國際危機事件的傳播”和“地區性危機事件的國際化傳播”兩個層麵來定義和理解國際危機傳播。
在國際資本流動和世界範圍內社會分工的影響下，國與國之間利益掣肘、矛盾交錯，衝突不斷。傳染病的全球流行、國際金融風暴、美韓黃海軍演、南海爭端和中美貿易摩擦等危機的當事方就是兩個或多個國家。跨國企業的活動和傳播技術的發展，則使地區性的危機隨時可能轉化為一場國際危機。2009年“7·5”事件的國際傳播更是提醒我們，中國經濟雖早已融入世界，但國際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差異和文化衝突仍未消弭，把中國問題國際化、把中國某些內部問題國際化傳播，仍是某些國際勢力阻礙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手段。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進入危機高發期。據統計，2006年各地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就已經超過了9萬起。在快速城市化和社會轉型時期，利益階層的形成、分化與競爭給社會帶來了諸多不安定因素。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過後，國際危機正逐步呈現出擴大化和常態化的趨勢。應對突發性強、破壞力大、影響範圍廣的國際危機成為政府工作日程的重要部分。
第三章在闡明了危機傳播的國際化趨勢之後，論述了國際危機傳播研究的深遠意義。國際危機事關國家利益和主權，處理不好還會影響民族形象，製約國家軟實力的發展。當然，危機也並非總是壞事，禍福相依是一條古老的哲理，打破事物發展常態的危機往往是推動事物進步的重要力量。在國際危機傳播中，如何化被動為主動，變“危險”為“契機”，是危機傳播研究的重點。
在明確了概念與研究意義後，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對國際危機傳播的主體進行了探討。第四章是有關傳媒組織及其生產機製的討論。在國際危機傳播中，傳媒組織的外延廣泛，既包括傳統的大眾傳媒和新興的網絡傳媒，也包括政府部門、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與社會團體等多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可以統稱為機構（institution）。機構的技術環境和製度環境決定其組織形式和生產機製。其中，新聞專業主義對傳媒組織能動性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另外，機構的傳播活動有時也會產生“媒介化危機”。本章通過案例分析，重點研究了國際危機的傳媒生產觀念、生產過程以及生產機製中的“危機再生產”問題。
隨著大眾傳播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日益密切，傳媒的社會功能發生了演變。第五章在介紹經典功能理論的同時，指出了傳統的“三功能說”、“四功能說”或“五功能說”等已經難以涵蓋新的情況，過去某些重要的功能在弱化，新的功能在凸顯，如傳媒的外交功能、構建國家軟實力功能等已成為全球化時代國際傳播中的傳媒新功能，在國際危機傳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第六章的觀點是，大眾傳媒是國際危機的信息傳播者、輿論建構者和問題解決者，有時傳媒本身還是一些危機的始作俑者。毫無疑問，對危機傳播主體——大眾傳媒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探討國際危機傳播中的媒介角色、價值判斷及其報道策略。在國際危機傳播中，傳媒兼具信息供應商與社會公器的雙重身份。角色決定立場和價值選擇，價值選擇影響方法與策略。因此大眾傳媒既要尊重信息傳播規律，又要保護文化主權，維護國家利益。如何在二者之間平衡，主要取決於傳媒的報道策略。認清危機的性質和傳媒的報道空間，分階段、分層次展開報道，才能在國際危機傳播中準確傳達事實信息，深入探究危機的因果關係。